蔡惠如的一千五百元:《兩個太陽的台灣》選摘(1)

2021-08-23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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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青年》雜誌由東京臺灣留學生組成的新民會發行,以日文、漢文並刊,主張「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最初以留日臺灣學生為對象,後流傳台灣島內於知識青年與學生之間。(取自台史博線上博物館)

《臺灣青年》雜誌由東京臺灣留學生組成的新民會發行,以日文、漢文並刊,主張「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最初以留日臺灣學生為對象,後流傳台灣島內於知識青年與學生之間。(取自台史博線上博物館)

臺灣近代非武裝抗日運動的火炬,是由東京的臺灣留學生點燃,但點燃以後,這把火炬便在島內持續地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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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京的臺灣留學生因一面受到辛亥革命的鼓舞,一面受到世界性民族自決浪潮的洗禮,一面又受到日本本土民本思想的薰陶,乃自覺的產生發憤之情,而臺灣現狀鮮明的殖民地政策,以及朝鮮「三一」事件的刺激,更使他們的發憤之情變而為具體行動;一九一九年末,東京的臺灣留學生先後有聲應會、啟發會的組織,一九二○年一月十一日,更成立在臺灣近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新民會。

促成新民會的靈魂人物是蔡惠如,他是當時東京臺灣留學生的真正領導者。依大學「作新民」之義,蔡惠如將新團體取名為新民會,新民會即是在他東京寓所成立,成立大會當天,一致推選蔡惠如為首任會長,他極力謙辭,推舉林獻堂代己,但由於與會會員的熱烈要求,蔡惠如應允暫代會長,一直到同年十二月林獻堂同意接任會長一職,從此可看出蔡惠如的胸襟。

幾乎清一色由留學生組成的新民會,目的在「研討臺灣所有應予革新的事項,以圖謀文化的向上」,其所決定的三個行動目標之一—「為擴大宣傳主張,啟發島民並廣結同志,發行機關雜誌」—正是《臺灣青年》發行的由來。

但當時的留學生大都精神力量有餘,物質力量不足,創辦刊物所需的經費,一時便成為主要問題。同年三月,蔡惠如來到東京,他聽了林呈祿的「嘆述」以後,對於新民會創辦雜誌所需的資金,也在他離開東西前往北京時,悄悄地從身上取出一千五百元交給林呈祿說:「你們可將此款充作創刊之費,雖是發刊一、二號亦定要實行。」這「一千五百元」便成為催生《臺灣青年》的東風。

《臺灣青年》的出現,在當時不僅集合臺灣優秀青年於一爐,也成為「先覺者」在剛推動抗日運動時的主要發言園地;尤其可貴的是,從《臺灣青年》、《臺灣》一直到民眾黨成立以前的《臺灣民報》,始終維持著一貫精神:此即一面既代表著「社會之木鐸」,一面又成為絕大多數被壓迫臺灣人的「慈悲筏」。基於此種關係,從歷史觀點言,蔡惠如的一千五百元,在臺灣近代非武裝抗日運動史上,實具有深刻的意義。

議會請願運動

主要由東京臺灣留學生組成的新民會,決定的三個目標之一──「為增進臺灣同胞幸福,開始臺灣統治的改革運動」,這項目標的具體表現,便是臺灣議會請願運動。

非常有趣地,議會請願運動的主要法理依據,正是「六三」法案所持的,即臺灣的特殊性。因臺灣具有「特殊性」,議會請願運動的主張者便要求日本,應在臺灣設置民選的特別議會,以協贊臺灣的特別立法及特別預算。此項理論的主要闡釋者為林呈祿,代表作為〈六三問題之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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