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27日發生在台北的緝查私煙事件，結果引起全省性的暴亂，史稱228事件。228事件在兩蔣時代政策性的隱晦不談，時為228歷史禁忌時期，後蔣經國時代到前李登輝時代隨著解嚴，228非但不是禁忌，而且透過知識分子的呼籲、民代的力爭、行政院通過《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228的政府檔案也全部公開。
但是228的歷史一面倒的傾向指責國民政府，這一時期的228歷史完全訴諸悲情，大量引用當事人的回憶錄或口述歷史 ，或選擇性的引用政府檔案，這一段時間的228歷史應該歸類於「穢史期」，坊間有關228的書籍看來像國民黨的文宣，毫無學術價值。這些書籍除了把所有的參與者都描寫成無辜的小白兔以外，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把蔣描寫成228的「元凶」、「幕後的劊子手」。
「元凶」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指控，「元凶」是犯罪行為，指控別人是「元凶」應該有相當的證據，請看綠色學者的指控及所謂的證據：
（一）蔣是228大屠殺的幕後元凶 。
（二）蔣不該派兵 。
（三）蔣下令大屠殺 。
對於以上的指控多屬捕風捉影，以蔣的個性以及蔣的歷史紀錄，以上的指控大多沒有直接證據或係臆測之詞或係惡意栽贓，除預設立場外還可以發現對蔣的歷史不夠瞭解。
以上3點指控分別解析如下：
一、 蔣是228大屠殺幕後元凶：
國史館館長張炎憲說：「……真相呼之欲出，祇是找不到白紙黑字的證據而己。」這種違背基本證據原則的話出自國史館館長之口，真令人哭笑不得。
二、 蔣不該派兵：
如李筱峰《台灣人應該認識的蔣介石》：「聽信特務一面之詞，貿然出兵……」、「……舒桃經手該電報，親眼看見該電文寫明『格殺勿論』、『可錯殺一百，不可錯放一人』」，「在日前可查到的史料，雖無上述舒桃所言之資料，不過蔣介石這種『格殺勿論』的處斷方式，並非無前例可循，1936年西安事變前，中國的愛國學生在西安市示威請願時，張學良替學生向蔣介石請命，蔣介石卻怒斥道『對於那些青年，除了用槍打，是沒辦法的。』」
這些都是道聽途說的二手資料無法求證，不足採信。查李的說法「蔣介石不該派兵」顯然與事實不符，事實上台灣大多數地區實質已經「淪陷」，警察跑光了，警察的武器被暴民沒收了，除了軍隊據守少數據點外，政令不出長官公署大門，事實上李文引述3月6日《台灣新生報》新聞標題：
「市內商店全部開市／交通恢復，學校照常上課」（一版）
「台中市連日情況市區秩序已恢復」（二版）
「台南市內己告平靜／軍政民並同商洽處理辦法」（二版）
「花蓮民情極為平穩／軍隊自動撤回兵營/憲兵表示不干涉民間行動」（二版）
「彰化曾一度騷動／三日秩序完全恢復」（二版）
「嘉義群情不安／陳少將抵地接洽/紅毛埤方面衝突停止／機場尚未告平靜」（二版） 。
上述報導除花蓮外都不正確，因為當時全島已經混亂，資訊不發達，或當時記者身分不可能瞭解歷史全貌。以當時長官公署面臨的情況是：
台北方面處委會方面：
3月3日以後王添灯佔優勢，蔣渭川失勢 。 （相關報導： 鄧鴻源觀點：沒有元兇沒有正義，反駁藍營指228是政治提款機之說 ｜ 更多文章 ）
3月5日全省各縣市處委會紛紛成立以後，公署權力已被架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