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為何認為烤蝦很美味，但水煮昆蟲卻很噁心？其中一個答案是，我們靠想像力進食的程度就跟靠嘴巴進食差不多。食物在不同時空、不同餐桌上，各有截然不同的意義。主觀選擇大幅影響著我們吃什麼、如何吃，但這種選擇是受到你我生活在當中的社會所調控。你我吃的東西會透露我們的國家認同、族群、社會階級、次文化歸依、甚至政治表態。料理為團體成員與歸屬感提供了同時具有象徵性及物質性的規範（Norm）。烹飪方式與口味既能凝聚群眾、也能分化群眾，例如厭惡他人的食物偏好。或許美國人會說吃蠕蟲、蚱蜢或眼球很噁心，但其他社會也會覺得砂鍋料理（Casseroles）以及花生醬（美國兒童零食的精華所在）同樣難以接受。
我們或許能將這些類似的例子，歸因於在透過文化習得的品味中產生合理或獨特的差異。然而，對食物偏好感到噁心的現象，也可作為建構社會與政治階序的手段。噁心暴露出陌生與熟悉口味的根本差異，而且能在食物與食用者之間建立起負面聯想。換句話說，你我將道德判斷投射到了我們認為不值得尊敬或同情的人與物身上：那些人怎麼吃得下那種東西？例如，抱怨麥當勞對這世界的可能危害，如今已成為專業中產階級彰顯自己是一個正直、又有美德的消費者的方式。這種現象毫不新奇，對於食物與口味偏好的噁心感，正標誌出充斥在美國移民與族群同化史中，對他者人性、乃至於公民權的異族恐懼式否認。舉例來說，十九世紀末的義大利移民常被刻板化為不願與美國社會同化，而且因為大量使用進口蕃茄與大蒜、拒絕更主流的美國飲食，而惹火了整片東岸城市的社會改革者。類似地，正如食物研究學者夏綠蒂．畢特可夫（Charlotte Biltekoff）與梅蘭妮．杜布伊（Melanie DuPuis）反覆提出的，過去這一世紀，他者的食物選擇所引起的社會恐懼，總涉及窮人的食物（連帶的則是其道德地位）。食物偏好區分他我的效果也跨越國界，美國人會稱法國人為「青蛙」、或稱亞洲人是「吃狗肉者」便是一例。
然而，我們從個人經驗與實質研究中都能得知，大眾的品味與立場不會輕易地隨時間變動，也知道品味在社會層次上確實在改變。作為個體與團體，你我的確都會回應自身社群的規範與價值轉變。在這些進程中，食物是物質上、話語上與象徵上的工具。受喜愛的也可能變成噁心的，反之亦然。就如《紐約客》（The New Yorker）寫手亞當．高普尼克（Adam Gopnik）所寫：「二十五年前的美食看起來總倒人胃口，而一百年前的美食總是看起來無法入口。」而某些食物與烹調手法不只會被歸類為過時或倒人胃口，也會被視作必須關注的社會問題而遭抨擊。因此，在我們這樣的公民社會，被我們視為錯誤或不道德、因而有所爭執，必須威脅他者、尋求法律禁止生產或消費的食物，我們該在何處劃下界線？是什麼在影響、驅動這些進程？ （相關報導： 「你跟老闆報我名字就好！」長輩霸氣介紹人脈，他跟老闆報上長輩大名後卻看了場笑話 ｜ 更多文章 ）
這些問題圍繞著我所謂關乎食物與烹飪手法的「美食政治矛盾」（Gastropolitics—Conflicts），既微小又宏觀，不僅被視為社會問題，也被捲入社會運動、市場與國家的糾纏中。對於「美食政治」這個數十年前由社會理論學者阿榮．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提出、用以描述食物在日常社會關係中的符號與權力的術語，我認為是將食物的文化權力概念化，藉此將口味政治化的方法。去吃或迴避特定食物，可公然表現出對他人行為的道德焦慮，以及對其社會階序的政治擔憂。像肥肝這種同時被人貼上社會問題標籤、又身為國家遺產象徵而備受鍾愛的食物，便揭露出美食政治核心中的社會、市場與國家之間的競逐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