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連總統都可以普選了，為什麼大學校長不能？」對於這樣的論述，我想反問一個問題：「總統可以普選，為什麼大法官不是用普選的？」經過這樣反問，大家應該很明白：一個職位的適當人選要怎麼產生，要依那個職位的性質、功能、任務等面向來決定。校園不是政壇，校長也不該是政治人物，大家一起選校長的結果，台灣的大學會變成什麼樣？
二○○三年教育部有一筆「五年五百億」的特別預算，對國內若干研究型大學給予額外補助，希望其中至少有一所能在五年、十年之後，成為「世界百大」之一。許多人都質疑：如果其他的配套措施（諸如預算使用、人事薪給、校長選舉）不改，光是砸錢，能砸出世界一流的大學嗎？經濟學家分析人的理性決策，也分析種種理性設計的「制度」。在這裡，我們來談一談大學校長的「選舉」制度。在國外，相關討論的專書一籮筐；在台灣，黃俊傑教授也曾著專論。
我們將各大學產生校長提報人選的過程，區分為兩種：普選與遴選。所謂普選，是指候選人名單公開，由廣大的投票人（可能包括數百名教授、職員、學生等學校成員），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選出得票最高的為校長人選。所謂遴選，是指沒有公布候選人名單，由少數（例如十幾位）遴選委員，全權選出他們認為理想的校長提報人選。普選與遴選的差別，即在於普選要依循「候選人公開」、「廣大選民一人一票」與「得票最高若干人勝出」幾項民主法則，而遴選制則比較強調候選人不公開、少數人之間的密集討論與彼此說服。
專業職務不應普選
雖然大學法第九條要求大學校長要用遴選產生，國內卻有若干知名大學在兩個制度之間取其中，例如有些學校以數百人的校務會議代表以過半數「可決」取代評比最高票，再交給遴選委員會篩選。大致而言，只要一項選舉制度公開候選人、投票人數廣大、需要評比誰得票最多，不論它如何變體，基本上都是傾向普選的，根本不是遴選。
「連總統都可以普選了，為什麼大學校長不能！」這個問題中值得商榷之處不少。民主國家的總統、民意代表都是用普選的，但各國的大法官經常是由總統提名、經國會同意而產生。為什麼「總統可以普選、大法官不行？」原因是：總統行使的權力涉及廣泛人民的一般利益，需要的是敏銳的判斷與平衡的思慮。但是大法官解釋憲法、對司法案件做終極裁判，需要的則是專業法學法理的掌握與推理思考。以大法官之高度專業性，如果我們社會要「普選大法官」，那會釀成什麼樣的災難，其實不言可喻。因此，在民主國家即使人民做主，但要用什麼樣的方式產生公職主管，也要視情況而定，並沒有什麼「普選是王道」的必然性。
那麼大學校長的業務性質究竟是什麼呢？這個職位究竟有沒有適合普選的邏輯思考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來探討普選式民主（公開候選人、選民廣大、一人一票、最高票當選）的意涵。 （相關報導： 監院糾正教育部陽明校長遴選案 間接質疑教部台大「卡管」案 ｜ 更多文章 ）
追求卓越，本即與普選精神不合
政經學者何泰凌（Harold Hotelling）與唐斯（Anthony Downs）在半個世紀前就指出，普選的關鍵字就是「中位數」。在任何兩黨或兩股勢力對決的普選中，通常是中位選民成為決勝的關鍵。也因為如此，在我們常見的兩黨競逐環境中，候選人總是宣稱自己「走中間路線、行中道」，希望以此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