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安觀點:「太陽花學運」和「身份政治」

2020-05-01 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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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太陽花學運,學生攻佔行政院,24日凌晨6點左右開始,警方以優勢警力搭配噴水車,花費約一小時淨空中山南路與忠孝東路學生。(余志偉攝)

2014年太陽花學運,學生攻佔行政院,24日凌晨6點左右開始,警方以優勢警力搭配噴水車,花費約一小時淨空中山南路與忠孝東路學生。(余志偉攝)

「太陽花學運」已經過去6年多了,當初熱血參與的年輕人,如今日子過的好嗎?他們目的和理念有達成嗎?這場運動最直接的結局,造就頂層社會權勢的轉移(藍轉綠),但底層社會階級流動仍然維持不變。「權與利」板塊從外省軍事集團遺緒,轉移到本省地主、富貴及知識精英階層。還有掀起一股「身份政治」的狂潮。

2014年3月,因為抗議《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演變為「太陽花學運」。也成為台灣1980年以來,一場最大規模的「公民不服從」行動,連立法院也首次被民眾佔領20多天。

6年多過去,在經歷4次大選之後,台灣的政治格局因此一運動而丕變。民進黨牢牢抓住執政權力,國民黨則是連番衰敗。當初熱血參與的年輕人,如今的日子過的好嗎?他們目的和理念有達成嗎?現在也是總結的時機點了。

》》》因果

是什麼原因造成這次轟轟烈烈運動的?

「當國家政策過度『傾中』,公民為了捍衛經濟和主權獨立而奮起,行使公民不服從的權力」,這是「太陽花學運」參與者和支持者的主流看法。

但是這只是外露的表像,以及政黨角力政治動員說貼。這場運動的背後,其本質和核心原因,就是「貧窮」。而「貧窮」限制了人們的想像和思考空間。

當時的馬政府時期,為什麼要讓「國家政策過度『傾中』」?就是因為台灣的「貧窮」。自90年,台灣民主化和選舉政治快速發展,但是經濟發展卻陷於停滯和「悶經濟」。再加上2008全球金融風暴,只有和對岸密切的經濟合作,和加大兩岸自由貿易,才能拯救台灣經濟。

08金融風暴發生後,台灣經濟成長率依次為,2008年0.7%,2009年負1.57%,2010年10.63%,2011年3.67%。在這期間,大陸對台開始政策性大採購,2010年6月29日在重慶簽訂ECFA第一次協議。原定後續還要簽訂貨品貿易和服務貿易。就算這些可視為「傾中」政策,國民黨的經濟訴求,遠大於其政治目的。

而幾十萬年輕人參與「太陽花學運」最深遠的原因,就是對現實長期經濟窮困的不滿,對未來的恐懼,對貧富差距極化和「不公平社會」的抗議。所以,由不滿推升恐懼,由恐懼演發憤怒,最終以「公民不服從」形式形成政治抗爭的突破口。中國成為顯而易見,龐大的敵人;國民黨則是「裡應外合」,傾中「賣台」者。

假使疫情過去後,台灣的經濟走勢,與08金融風暴後比較,將會極具參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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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太陽花學運,學生攻佔行政院,24日凌晨6點左右開始,警方以優勢警力搭配噴水車,花費約一小時淨空中山南路與忠孝東路學生。(余志偉攝)

外界曾給予「太陽花學運」高度評價,認為這場公民運動,可以給台灣政治帶來劃時代的進步,人民(年輕人)崛起,改變原有社會諸多不公。

然而「太陽花學運」最直接的結局,造就頂層社會權勢的轉移(藍轉綠),但底層社會階級流動仍然維持不變。「權與利」板塊從外省軍事集團遺緒,轉移到本省地主、富貴及知識精英階層。

由學運而起的兩個政治勢力,時代力量和柯文哲,前者雖然以年輕人為核心,也有著追求公民社會公平正義的強烈理念,但實際上只是取代了深綠的台聯黨,成為激進反中、急獨小黨。柯文哲和台民黨,在主要來自民進黨的絞殺之下,很難有樂觀的前景可言。

一場轟轟烈烈年輕世代的政治運動,參與者充滿對現實的不滿,對改變未來的期許,結果到頭來,卻是什麼都沒有改變。

和平狀態之下,進步價值,公民意識,自由主義,都是無法根本解決「不平等」或「貧富差距」極化問題的。美國古典和歷史學者,沃爾特.沙伊德認為,「不平等」只能被戰爭、瘟疫、暴力革命和國家崩潰,這四種狀況所逆轉。

》》》身份政治

除了兩岸間特殊的小環境,「太陽花學運」也是全球反全球化大氣候之下,所引發的身份政治的產物。

世界各地全球化造成貧富差距加大,底層民眾越來越困苦,讓他們向內凝聚團結,向外對抗衝突,興起一種「地域中心」和「本土優先」主義。人們在意「我是誰」,和「誰是外在的敵人」和競爭者。

小到台灣、香港,接連掀起恐中、抗中、反中狂潮。大到英國脫歐,美國川普反移民,把中國大陸視為最大威脅的「再一次偉大」計畫。中國是全球化最大的獲益者,在外在環境的變化、挑戰之下,也從溫和的愛國主義,轉變為激進的民族主義。也是一種「身份政治」。

不過要小心,大國或西方聯盟的「身份政治」,可以保護自身利益,向外掠奪擴張,而小國的「身份政治」,過於強化主體性和尊嚴,卻會過度封閉,喪失了「見好就收」,與大國間協商妥協機會,更容易成為大國角力的籌碼和犧牲品。

韓國瑜在總統大選中為何落敗?成為全球民粹政治的例外。媒體人吳典蓉分析道,一個最關鍵的差別是,韓國瑜雖有最原始的、反菁英、反建制的民粹能量,但遇到更強而有力的國族民粹,韓國瑜式的人民對抗政府菁英的劇碼就形同是民粹小兒科。「國族民粹」已成為台灣「身份政治」的極致,含有強烈的「排他」性。

「排他」可以在樹立人民內部敵人的過程中,為某些政黨贏取現實利益,但是卻阻隔與外部連接,尤其是兩岸間的經濟合作關係。長期而言,像台灣這樣依靠大量出口才能生存的經濟體,「身份政治」終將把台灣帶入另一種生存險境。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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