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學運」已經過去6年多了，當初熱血參與的年輕人，如今日子過的好嗎？他們目的和理念有達成嗎？這場運動最直接的結局，造就頂層社會權勢的轉移（藍轉綠），但底層社會階級流動仍然維持不變。「權與利」板塊從外省軍事集團遺緒，轉移到本省地主、富貴及知識精英階層。還有掀起一股「身份政治」的狂潮。
2014年3月，因為抗議《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演變為「太陽花學運」。也成為台灣1980年以來，一場最大規模的「公民不服從」行動，連立法院也首次被民眾佔領20多天。
6年多過去，在經歷4次大選之後，台灣的政治格局因此一運動而丕變。民進黨牢牢抓住執政權力，國民黨則是連番衰敗。當初熱血參與的年輕人，如今的日子過的好嗎？他們目的和理念有達成嗎？現在也是總結的時機點了。
》》》因果
是什麼原因造成這次轟轟烈烈運動的？
「當國家政策過度『傾中』，公民為了捍衛經濟和主權獨立而奮起，行使公民不服從的權力」，這是「太陽花學運」參與者和支持者的主流看法。
但是這只是外露的表像，以及政黨角力政治動員說貼。這場運動的背後，其本質和核心原因，就是「貧窮」。而「貧窮」限制了人們的想像和思考空間。
當時的馬政府時期，為什麼要讓「國家政策過度『傾中』」？就是因為台灣的「貧窮」。自90年，台灣民主化和選舉政治快速發展，但是經濟發展卻陷於停滯和「悶經濟」。再加上2008全球金融風暴，只有和對岸密切的經濟合作，和加大兩岸自由貿易，才能拯救台灣經濟。
08金融風暴發生後，台灣經濟成長率依次為，2008年0.7%，2009年負1.57%，2010年10.63%，2011年3.67%。在這期間，大陸對台開始政策性大採購，2010年6月29日在重慶簽訂ECFA第一次協議。原定後續還要簽訂貨品貿易和服務貿易。就算這些可視為「傾中」政策，國民黨的經濟訴求，遠大於其政治目的。
而幾十萬年輕人參與「太陽花學運」最深遠的原因，就是對現實長期經濟窮困的不滿，對未來的恐懼，對貧富差距極化和「不公平社會」的抗議。所以，由不滿推升恐懼，由恐懼演發憤怒，最終以「公民不服從」形式形成政治抗爭的突破口。中國成為顯而易見，龐大的敵人；國民黨則是「裡應外合」，傾中「賣台」者。
假使疫情過去後，台灣的經濟走勢，與08金融風暴後比較，將會極具參考意義。
外界曾給予「太陽花學運」高度評價，認為這場公民運動，可以給台灣政治帶來劃時代的進步，人民（年輕人）崛起，改變原有社會諸多不公。
然而「太陽花學運」最直接的結局，造就頂層社會權勢的轉移（藍轉綠），但底層社會階級流動仍然維持不變。「權與利」板塊從外省軍事集團遺緒，轉移到本省地主、富貴及知識精英階層。
由學運而起的兩個政治勢力，時代力量和柯文哲，前者雖然以年輕人為核心，也有著追求公民社會公平正義的強烈理念，但實際上只是取代了深綠的台聯黨，成為激進反中、急獨小黨。柯文哲和台民黨，在主要來自民進黨的絞殺之下，很難有樂觀的前景可言。
一場轟轟烈烈年輕世代的政治運動，參與者充滿對現實的不滿，對改變未來的期許，結果到頭來，卻是什麼都沒有改變。
和平狀態之下，進步價值，公民意識，自由主義，都是無法根本解決「不平等」或「貧富差距」極化問題的。美國古典和歷史學者，沃爾特.沙伊德認為，「不平等」只能被戰爭、瘟疫、暴力革命和國家崩潰，這四種狀況所逆轉。
》》》身份政治
除了兩岸間特殊的小環境，「太陽花學運」也是全球反全球化大氣候之下，所引發的身份政治的產物。
世界各地全球化造成貧富差距加大，底層民眾越來越困苦，讓他們向內凝聚團結，向外對抗衝突，興起一種「地域中心」和「本土優先」主義。人們在意「我是誰」，和「誰是外在的敵人」和競爭者。
小到台灣、香港，接連掀起恐中、抗中、反中狂潮。大到英國脫歐，美國川普反移民，把中國大陸視為最大威脅的「再一次偉大」計畫。中國是全球化最大的獲益者，在外在環境的變化、挑戰之下，也從溫和的愛國主義，轉變為激進的民族主義。也是一種「身份政治」。
不過要小心，大國或西方聯盟的「身份政治」，可以保護自身利益，向外掠奪擴張，而小國的「身份政治」，過於強化主體性和尊嚴，卻會過度封閉，喪失了「見好就收」，與大國間協商妥協機會，更容易成為大國角力的籌碼和犧牲品。
韓國瑜在總統大選中為何落敗？成為全球民粹政治的例外。媒體人吳典蓉分析道，一個最關鍵的差別是，韓國瑜雖有最原始的、反菁英、反建制的民粹能量，但遇到更強而有力的國族民粹，韓國瑜式的人民對抗政府菁英的劇碼就形同是民粹小兒科。「國族民粹」已成為台灣「身份政治」的極致，含有強烈的「排他」性。
「排他」可以在樹立人民內部敵人的過程中，為某些政黨贏取現實利益，但是卻阻隔與外部連接，尤其是兩岸間的經濟合作關係。長期而言，像台灣這樣依靠大量出口才能生存的經濟體，「身份政治」終將把台灣帶入另一種生存險境。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專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