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說一詞，歷史上原有典故，至少兩見於《史記》，而其義不一。〈梁孝王世家〉：「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為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此有兩解，一解是「有所關涉之說於帝也」；另一解是「關者隔也，引事而關隔其說不得行也」。故事裡大臣的「關說」是在勸阻皇帝，但未必是受人之託而只是因關心而主動獻策。同書〈佞幸列傳〉，則記述籍、閎二人佞幸，「公卿皆因關說。」關者通也，即「公卿皆因之而通其詞説」，也就是「有所言説皆關由之」。《史記》分於兩處使用同一辭語，同為「關」字，一作「隔解」、一作「通解」，字義竟似完全相反，委實有趣。
今日關說一詞，已少關心獻策或關隔其說的意思，而較接近〈佞幸列傳〉的用法，但也不妨用白話試為兩解：關說，是憑著關係說項，此為其一；關說，是關起門來說，此為其二。其實關說既要憑藉關係地位說項，也不可告人。憑著關係地位才能溝通，關起門來則是隔開旁人。「隔而通之」，恰是關說的兩項要素，缺一不可。
當代法治國家無不懂得，司法關說，是法治大忌，也是司法獨立的大敵。但依據我國現行法，關說者若是並不行賄，並不構成刑事犯罪。我國亦未如美國一樣，以立法明文規定「妨礙司法」(Obstructing Justice)的罪名來處罰關說司法的行為，而只是在法官倫理規範與檢察官倫理規範之中，將接受或進行關說請託列為違反倫理的行為而可交付行政懲處而已。其對象則僅僅是司法內部之人，對於位於司法體系外部從事司法關說之人，包括有權有勢的政治人物在內，一無制裁的辦法。然則法無明文制裁或處罰政治人物關說司法，關說司法就符合政治倫理嗎？司法關說橫行，卻冀求真正的司法獨立公正，會不會是奢求呢？
法官倫理規範中規定，法官應避免與當事人或關係人就案情進行單方溝通，這一點原則正是防制關說的要害之處。在公開的審判程序之中，當事人原有權利各自暢所欲言，哪裡需要與法官私下單方溝通？行關說的道理則很簡單，在公開的法庭程序中說理，對方能夠反駁；私下單方溝通，對方無從反駁，自然勝算大增；更要緊的是，不是仗著特殊關係或身分地位，又哪裡能夠和法官私下單獨說話？然而，法官若不懂得遇到關說就應該斷然拒絕，或不遵行聽到一方當事人私下說項就該立刻向他方公開的正當程序，都不能算是符合法官倫理，也將無從維持司法獨立的外觀與內在要求！而政治人物為司法關說，原是破壞司法倫理的罪魁禍首，絕不是符合當代政治倫理的行為。
偏偏儒家社會的倫理規則，恰就習於依據人倫關係來決定是非。無論是「父為子隱」還是「子為父隱」，都與西方「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思維大異其趣。又對司法正當程序缺乏認識，以司法關說為社會常態的人恐怕不在少數。而不以關說為非的人們之中，又有誰會相信司法是公正的呢？社會不以關說為非，從而司法缺乏公信力，卻是法治社會所不能承受的代價！這也正是為何即使遭到揭露、從事關說的政治人物依舊理直氣昂地受到同儕包庇甚或簇擁的原因。他們心知肚明，包庇與簇擁者可能都是司法關說的行家或是受益者，也還會繼續從事關說。他們也相信，司法可能還會繼續噤聲配合。不為別的，只因為台灣似乎仍然並不懂得關說司法乃是法治之癌！也只因為台灣好像還離「公卿皆因關說」的時代不遠！
*本文作者為東吳大學法研所、台灣大學政研所兼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