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先生提出 「一國兩制」， 做爲解決兩岸對立及港澳問題的指導方針也快有半世紀了。除了因爲港澳的特殊狀況，一半妥協一半强制，部分落實了它的精神之外，中共領導人時時對港澳臺高姿態的 「曉以大義」，曲高和寡，效果不彰。理由無他：到目前爲止，一國兩制主張的部分實質及程序，與解決族群衝突， 表面看去神妙無比，就事論事則是隔靴搔癢。
首先，我必須聲明：「一國兩制」的確是鄧小平極爲大膽及務實的構想。如果沒有他的閲歷及威望，沒有人能夠在當時的情況下提出這種 「殺頭」理論。但是，在肯定之餘，由於理論的新穎和實踐的證明， 我們必須再一次誠實地面對問題。我可以隨便舉出幾個問題：
其一：程序而言：兩岸對談是希望，實現希望的手段卻是付諸闕如。
國際上的種族衝突專家早就指出一個惡性循環： 化解衝突必須有某種程度的互信。沒有互信不會談判，但沒有談判則無互信。談判的必要條件是願意為談判接觸 （請注意：我不是談：熱綫管道密使包打聽之類）。當然， 包括鄧小平在内的中共領導人不是不知道這個問題的關鍵性。也有極少數專家理解 （如孫代堯）。但是所提的訴求不外 「骨肉同胞」，「一個大家庭」，「同一民族」， 「血脈相通」之類。這與世界平息群體衝突所必須應付的文化心理因素幾乎無關 （張念馳也有同感）。如果我們接受弗洛伊德的理論，這些家庭訴求與心理分析（例如戀母情節），家庭治療，不僅無助， 反而有害。此処無法詳細説明。但是， 只要實際觀察：我想香港人几乎沒有人不認同種族， 血緣，文化為中國人。但大多年輕人主要認同與大陸有別的生活方式及價值。這種 「耳提面命」的所謂愛國教育，我看短期内與公信的產生效果不大。香港如此，台灣又能例外？
其二：實質内容雖是立意高遠，觀點並不一定一致或有效。
鄧的一國兩制同時强調設計與觀念互有聯係， 但兩者也有本質不同的 「共存」與 「自治」的矛盾， 有時搖擺於共存與自治之間。
香港近來對抗升級，引起大陸輿論界一片撻伐之聲，大多認爲 「兩制」有其極限， 應該轉向大一統的 「國家治理」。各界也紛紛舉辦會議， 探討如何正確認識和落實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思想。據説， 動盪的根源在港人專注兩制，漠視一國。不瞭解一國兩制的前提重點是一國云云。
我承認由於港澳的特殊情況，對不甚或不願瞭解一國兩制對於解決族群衝突具有（ 而且可以）發揮極大潛力的「鄧選文集「 「詮釋家」（特別是那些從單一囯角度的分析），則港澳高度自治足矣。但是，鄧小平不僅認爲一國兩制可以 「解決某些國内問題」， 尚可適用 （至少是啓發）國家之間的關係 （鄧選3冊88）。所以才説一國兩制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創見。解決國内問題，一國兩制可以只强調 「自治」， 國際問題必須是 「和平共存」， 那有可能 「高度自治」？ （相關報導： 徐勉生觀點：小英拒談，在等甚麼？ ｜ 更多文章 ）
當然，把台灣問題比擬為帶有一國兩制適用中的國際性質，自然是犯了某些人的大不韙。但是， 我的著眼點是台灣問題實際上必須解決鄧所説的 「共存」問題， 大部分不是 「自治」大小的爭執。這不是以人的主觀願望爲轉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