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繼港口城市如香港和新加坡（及享有自主地位的民主國家台灣），都必須格外小心。從中國興起的力量來看，它們和諺語中「煤礦裡的金絲雀」（編按：事先預警）並無殊異。與數百年前的南海國家一樣，香港和新加坡都仗恃地理位置和與中國的文化關聯而繁榮，但如今它們的不安全卻和它們的財富一樣明顯。對香港來說，跡象已經十分明顯，它愈來愈陷入要維持經濟活潑、政治上至少要能從中國半自主卻十分艱苦的鬥爭。出乎人意料之外，自從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以來，英國的殖民統治以及早已深植香港相對自由的國際主義，這些卻反而強化港人在地認同的意識，而使得香港與中國內地產生巨大的差異。弔詭的是，與此同時，香港現在的命運和財富遠比現代任何時期都更加與祖國緊密綁在一起。
無論是出於勇敢或愚蠢，香港的年輕人在這件事上可能別無選擇，但他們仍努力試圖實現其目標。由於他們的努力，香港或許將繼續享有作為中國特殊中介人的角色──而不是麻六甲海峽歷史上一般人熟悉的河邊倉儲中心的中介機構。香港將是中國與世界其他地方之間金融、司法、設計和服務的中間人──同時為自己爭取朝向更西式政治體制的穩定發展，也就是自由和直接選舉，無拘無束的言論自由和獨立的司法。遺憾的是，當中國提出「一國兩制」這個口號、號稱願意賦予香港有限度自主時，它心裡想的可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中國面對此一挑戰時的反應，純粹是「天下」意識，先是不祥地警告，香港若不安定和失序，將對本地的繁榮構成威脅，同時也試圖甜化經濟大餅，希望能在香港人民賺錢第一的意識決定其政治態度時產生決定性的作用。
面對二○一四年一波波要求選舉制度改革的劇烈抗議，中國將香港股市和內地股市掛鉤，揭示它將祭出共榮招數，展開大規模的基礎設施開發。其內容是興建高速鐵路，把香港和上海串聯起來，並在珠江三角洲打造超級城市，將香港與鄰近一些新興城市，如深圳、東莞、珠海、佛山和廣州，結合起來。這個超級大城市將有五千萬人口，經濟產值將占全國十分之一，面積足足有大倫敦的二十六倍。
從北京的角度來看，這種作法的優點不僅是透過區域整合收買香港，也能藉此產生共榮的意識，更何況還能將香港併入一個更大、更相互依賴的整體，而強烈減弱其獨立性。透過國家規畫的移民及刻意將人民集中到新屯墾地區，以利管控，這種人海戰術是中國自古至今慣用的伎倆。中國通常使用這招來促進同化，最起初是在古時候用於撫輯華南，然後用在中西部省份，現在再套用到西藏與新疆等邊陲地帶，對付世居於此、族裔和宗教不同的少數民族。 （相關報導： 陳冠中專文：帶著中華文化進入殖民地的香港 ｜ 更多文章 ）
如果這種輸送經濟利益、爭取人心和改變思想的作法不能奏效，北京還保留許多巨棍，以彌補其源源不絕的胡蘿蔔之不足。中國近年已屢次發出警告，公開宣傳要將上海或天津或兩者打造為全球金融中心的構想，這可剝奪香港最重要、最有厚利的專職。中國若要實現這樣的計畫，就必須實施極具挑戰的改革。然而，許多改革，如准許貨幣匯率浮動、取消其他資金控制、實施更嚴格的財務報告規定等，從長期來看是不可避免的措施，而且確定可以加速推出，以增強對香港的壓力。同樣的道理，雖然在不挑戰中國共產黨的權力之下更難推出，但中國可以強化它本身對財金事務的法治管理。它可以先劃定一塊地區做有限度的實驗，如一九八○年代初期所採行的經濟特區那樣。當年，北京在經濟特區內接受海外私人投資，試行資本主義式的工業生產，不去撼動在國內其他地區所實施的列寧主義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