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人一輩子總會遭逢一、兩次劇變或危機，促使我們個人做出改變，或許能因而順利解決危機，或許不能。同樣地，國家也會遭遇國家的危機，也同樣或許能透過國家的改變解決危機，或許不能。在解決個人危機方面，治療師建立了大量的研究和軼事資料，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否也能幫助我們了解國家危機的解決之道？
為了說明個人和國家危機，本書將以我人生中的兩個故事開場。有人說，兒童最早的確切記憶大約始於四歲，儘管他們對於更早前的事件也存有模糊印象，這的確是我的寫照，因為我最早的鮮明記憶發生在我五歲生日後不久的波士頓椰林夜總會大火。雖然（幸好）我並不在火災現場，卻從擔任醫師的父親那裡聽到許多駭人的敘述，因而有了第二手的經驗。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波士頓一家人聲鼎沸的夜店發生大火，而且火勢迅速蔓延，這家名為椰林（Cocoanut Grove，cocoanut 即 coconut 的變體，這是業主的拼法）的夜總會，唯一的出口被堵住，結果造成四百九十二人死亡，數百人因窒息、吸入煙霧而受傷，或者遭人踐踏、燒傷。波士頓各家醫院都人滿為患，醫師忙碌不堪，不只是因為火災本身的死傷者，也包括因火災心理受到創傷的受害者：丈夫或妻子或兒女或手足慘死而悲痛欲絕的親屬；自己幸運生還但其他數百名顧客卻遇難，深受內疚折磨的倖存者。
在當晚十點十五分之前，他們的人生都很正常，有人在歡度感恩節週末，有人在慶祝足球賽獲勝，還有適逢二戰期間休假狂歡的士兵。然而到了十一點，大部分的火災受害者都已經罹難，他們的親人和倖存者的生命則陷入危機。他們原本該走的人生出了岔；為了至親死亡，自己卻存活而感到羞愧。這些人失去了他們生命中舉足輕重的人。這場火動搖了我們對公正世界的信心，不僅止於僥倖逃過一劫的人，對遠在火場外的波士頓居民（包括年僅五歲的我）也是如此。遭祝融懲罰的並非調皮的男孩或邪惡的壞人：他們是普通人，卻為了並非自身的過失而喪生。
有些生還者和家屬終其餘生都走不出創傷陰影，有些人甚至自殺。但大部分人經歷了幾週無法承受喪失摯愛的痛楚徹骨後，開始了緩慢的悲悼過程，重新評估自己的價值，重建人生，最終發現他們的世界並沒有毀於一旦。許多在大火中喪偶的人再婚了。但數十年後，即便是適應最良好的案例，他們依舊是大火前後兩種新舊身分的混合體。本書中，我們經常有機會用「混合」（mosaic）一詞來比喻個人和國家，形容多種迥然不同的元素不穩定地並存在一起。
椰林夜總會是個人危機的極端例子，但它之所以極端，是因為噩運同時發生在許多受害者身上──人數多到引發危機，需要心理治療界找出新的解決辦法，這點我們將在第一章說明。我們大多數人都會在人生中親身體驗自己的悲劇，或以二手姿態體驗親友的經歷，這種只降臨在個人身上的悲劇，加諸於受害者的痛苦如同加諸在他的朋友圈，一如椰林夜總會的慘劇之於四百九十二名罹難者的親友。 （相關報導： 吳斯懷當選立委是國安危機 他呼籲宋楚瑜把握機會，可望翻身！ ｜ 更多文章 ）
接著，舉一個國家危機的例子作為比較。一九五○年代後期和六○年代初期我住在英國，當時它正經歷緩慢的國家危機，只是我和我的英國朋友當時並未完全意識到。英國原本在科學領域傲視全球，它擁有不列顛專屬且引以為傲的豐富文化史，沉浸於擁有舉世最大艦隊、最多財富和史上疆域最大帝國的記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