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舉一個國家危機的例子作為比較。一九五○年代後期和六○年代初期我住在英國,當時它正經歷緩慢的國家危機,只是我和我的英國朋友當時並未完全意識到。英國原本在科學領域傲視全球,它擁有不列顛專屬且引以為傲的豐富文化史,沉浸於擁有舉世最大艦隊、最多財富和史上疆域最大帝國的記憶中。
可惜到了一九五○年代,英國在經濟上失血,強大的帝國開始瓦解,對於自己在歐洲扮演的角色感到衝突,並且必須面對長久以來的階級差異和近期出現的移民潮等問題。這一切都發生在一九五六至六一年間,當時英國廢棄了所有剩餘的戰艦,經歷了第一次種族暴動,不得不開始讓非洲殖民地獨立,加上蘇伊士運河危機,暴露了它已喪失身為世界強國的獨立行動能力。我的英國友人無法理解這些事件,也難以向身為美國訪客的我解釋。這些打擊加劇了英國人民和政界人士對英國身分和角色的討論。
六十年後的今天,英國成為新自我和舊自我的混合體。大英帝國已經瓦解,英國成了多族裔社會,採用了福利國家的制度,以高品質的公立學校來縮小階級差異。英國再也未能在全球重獲海軍和經濟的領先地位,至於它在歐洲的角色衝突依舊存在且眾所周知(「脫歐」)。但英國仍然是舉世六大富裕國家之一,仍然是虛位君主制的議會民主國家,仍然是科學和科技的世界領袖,而且仍然以英鎊而非歐元作為貨幣。
這兩個故事說明了本書的主題:各階層的個人及其團體都面對著危機和改變的壓力,從單一個人到團隊、企業、國家,再到全世界。危機可能來自外在的壓力,比如遭配偶拋棄或喪偶,或者一個國家遭受另一國家的威脅或攻擊。另一方面,危機也可能來自內部的壓力,比如個人生病,或者國家持續內亂。要成功應付內、外在的壓力需要選擇性地改變,個人和國家皆是如此。
這裡的關鍵詞是「選擇性地」。個人或國家既不可能、也不需要完全改變,並拋棄過往的所有認同。陷入危機的國家和個人所面臨的挑戰在於,去了解他們身分中的哪些部分已經運作良好,不需要調整;哪些部分不再發揮作用,亟需改變。處於壓力下的個人或國家必須誠實考慮,仔細判斷自己的能力和價值觀。他們必須確定自己有哪些部分仍然能發揮作用,即使面對已經改變的新情況依然適用,因此可以保留。
反過來說,他們也必須有勇氣辨識出哪些地方必須改變,才能因應新情勢。個人或國家必須找出與其自身能力、以及與他們的其他部分相配合的新解決方案。與此同時,他們也必須畫出界線,強調對他們的身分至關重要、絕不能改變的元素。
這些是個人和國家之間關於危機的相似之處。但我們也必須承認,其中也存在一些明顯的差異。
*作者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地理學教授、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槍炮、病菌與鋼鐵》是其成名之作,與《大崩壞》、《昨日世界》合稱「人類大歷史三部曲」。 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動盪:國家如何化解危局、成功轉型?》(時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