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校》電影未上映先轟動，國民黨與韓某陣營如芒在背，自可想見，因為該黨與兩蔣在以往戒嚴時期就是加害人。戒嚴／動員戡亂時期的案件類型多樣，如陰影罩頂，如鬼魅般纏人，侵滲島國的肌理。白色恐怖即指政府對人民的政治鎮壓，及因其而生的恐怖氣氛。白色恐怖對台灣上一代人的戕害，不僅僅是生命而已，還有靈魂與心靈。此事件讓許多台灣人心中有陰影，是社會仇恨與對立的始作俑者，再透過學校教育、媒體傳播，乃至家庭傳承下來，形成了一個所謂「過去的事還管他做什麼」的環境，這種阿Q式的心態正好讓加害人有恃無恐，以致至今還有許多無知者將東西方的獨裁者當「偉人」崇拜，這也是奴隸者的心態。日前前高雄市文化局長尹立日前在臉書（facebook）貼文指出，《返校》在高雄上映異常平靜，本來是最支持國片的城市，代表「高雄人」投資的代表卻神隱了，未辦首映、幾乎也沒宣傳，原來是「上面交代不宜支持」，「民主走到今天，政治影響創作表現，原來說是100分的都是0分」。尹立說，他找了好友，自己辦一個小小民間特映會聊表支持，只因《返校》部分場景是在高雄市的黃埔新村拍攝，所以高雄人一定要用行動支持「高雄人」投資拍攝的電影。其實過去陳菊任內的文化局，只要是高雄投資、協拍電影，都會盡全力行銷、活動推廣、首映及包場等，前高雄市長陳菊也幾乎都會到場支持，例如血觀音、幸福路上、癡情男子漢等。由於陳菊的支持與鼓勵，她任內所協助拍攝的多部電影都很賣座，所以獲得多文化人的肯定，如小野與吳念真。小野甚至在去年市長選舉期間，大力支持陳其邁，只因他知道陳菊很認真協助文化事業，卻也因此成為國民黨人打擊的目標。在國民黨人眼中，這些帶有政治色彩的電影，無異挖國民黨的瘡疤，所以對這類電影的冷淡自可理解，也顯示台灣的轉型正義有待努力，理應向德國與波蘭看齊。許多國民黨人說，當時老蔣為了「保衛台灣」，不得已下令肅匪防諜，但抓匪諜時所產生的冤假錯案在所難免，不要因此黑化當時國府「保衛台灣」的正當性。然而也有人說，既然中共如此邪惡又殘暴，如今為何有許多國民黨高官與將官卻與中共「哥倆好」，其中還有當年主司軍中反共教育的政戰大老？可有合理解釋？是否今天的中共與當年的中共不一樣了？叫那些當時因國共內戰或冤獄而死的人情何以堪？是否因為死的不是自己的親人，所以沒有感覺？當年白色恐怖受難者常會透過各式管道，希望能將自己的思念與意志遺留下來。比如，戒嚴時期在法庭判決前會進行最後的筆錄，部分受難者們會在此時留下最後的遺言。有些人感謝父母養育之恩，並愧疚於自己不孝，祈求原諒；有人希望妻小不要受自己拖累，儘速改嫁；有人表達出自己對台灣社會的熱愛，並渴盼家人們能幸福快樂、弟妹好好長大。在各式各樣的檔案紀錄中，我們看見他們對親人的思念、祝福，以及他們對社會的關懷。 （相關報導： 把國產恐怖遊戲改拍成電影，竟能叫好又叫座！《返校》是怎麼做到的？ ｜ 更多文章 ）
電影《返校》裡，「白鹿予水仙：此生無緣，來世再見。致自由」是張老師在最後給學姊方芮欣的遺書；行刑前，張老師告訴方芮欣：「活下來才有希望」，這份意志也促使魏仲廷決定成為見證者。「兒死了，兒心甘情願赴死，毫無懼怕之念。對於兒的死，請勿過於悲哀，以傷健康，為禱！兒本想不留遺書，但想及兒一生累父母吃苦，不孝之罪至深，心坎即充滿莫名痛苦，因想寫這遺書，請父母親大人恕兒不孝之大罪。」——張如松，《黯到盡處，看見光》「不要以為大哥心懷怨恨而死，相反的，乃抱基督的愛心而死⋯⋯要做堂堂正正的人，在安定中求進步，要友愛相處，如大哥友愛你們一樣，快快樂樂的過日子，不要為大哥悲傷。」——江炳興，《無法送達的遺書》「一、我是為台灣人而死。二、我有遺孤兒三人，請先生多多照顧，均係天主教徒，請你向上址調查即可明瞭。三、請代我向諸位問候。」——陳智雄，《看到陽光的時候》「埋在地下的樹根／使樹枝產生果實／卻並不要求什麼報酬」在《返校》中，有人曾引用泰戈爾的詩篇，這段話也回應著許多前輩的努力。白色恐怖期間許多人遭受牽連，當中許多人從容就義，也有前輩努力地活下來見證這段歷史，不斷奔走於政治犯平反運動，並訴說當年的故事。日前風傳媒網路民調：取材自白色恐怖歷史的國片《返校》大賣，卻也引發藍綠「政治操作」論戰，您會因為政治因素而抵制這部電影嗎？結果只有20%表示會抵制拒看，卻有75%的人表示不會。顯然這些20%的人士認為，這是一部「政治」色彩濃厚的電影，是綠營人士的刻意操作，拿來當做選舉的「提款機」，而不管以前是否有這麼一回事，這些人與將頭埋在沙堆中的「鴕鳥」何異？又與中共對待六四天安門事件有何不同？如果這不是更值得台灣人警惕的歷史，甚麼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