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條例》修法乃是「改惡」──從「一國兩制」改惡成「內地延長」，無非新納粹的啼聲初試。送中即是亡港。香港居民如不奮力抵抗，那麼條例修正之日，便是香港滅亡之時。
香港政府（如果還有這個東西的話）執意修訂《逃犯條例》，已經引起了香港與國際輿論強烈的批判。略有現代法治知識者，都很清楚這個修法乃是「改惡」──試圖推翻九七之前深謀遠慮、保障香港人權不受中國法律拉低水準的立法。法律如同一切制度，改惡容易改善難。改善需要知識與公民道德的全面提升，改惡只需要無恥與墮落。
近代國家皆仿效法律帝國羅馬
許密特（Carl Schmitt）曾在《政治浪漫主義》（Political Romanticism）中主張：近代國家的法律與制度都模仿自宗教（羅馬教廷）。他的看法很顯然是錯誤的。羅馬教廷的希伯來／希臘根源，無論在法律或政治制度上都很幼稚。日耳曼蠻族固然承襲教廷文明，但教廷的一切典章制度幾乎全抄襲自世俗的羅馬帝國。而羅馬帝國與其他文明大帝國最大的差別是羅馬乃「法律帝國」──保護自由公民的權利，是國家第一要務。
所以十八世紀之後的近代國家，都是法律帝國羅馬的模仿者。無論君主立憲或人民共和都是權力分立的法治國家。行政依法、裁判依法、殖民／為惡，也無不依法。這些國家，對外以帝國主義宗主國之姿君臨殖民地，且其法律制度與殖民地必然不同：在宗主國施行的法律，其保障人民權利的效果必然遠勝於殖民地所施行的法律。而且宗主國總是不肯輕易將這些進步的法律與殖民地分享。這就是近代世界史上最典型的「一國兩制」：惡霸本國的法律，永遠比惡霸殖民地的法律進步。
一國兩制所帶來的不公平，給予被殖民者幾個選項：忍耐奴役、要求平等（一國一制）、要求高度自治（準兩國兩制），以及獨立（兩國兩制）。如何選擇，當然看政治實力。但事先決定選項，也是日後發展政治實力的路線基礎。因此一般而言，這四個選項並不互斥，而可以策略性靈活運用。
普世法治國原理防帝國主義再起
總之，只要透過將殖民地的法律提升到與宗主國的法律水準相近，殖民地人民的權利保護便得到改善。所以近代帝國主義者總是洋洋自得吹噓，他們雖然帶來痛苦，卻也帶來福音。二十世紀五○年代殖民地紛紛獨立，但法律體系幾乎均承襲宗主國法，就是因為羅馬帝國的法律隱含著「愈分享愈普世／愈藏私愈萎縮」的原理。
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曾試圖解構這種「法等於權利」的羅馬法原理。最初只限於「歐洲基督教白人資產階級受教育成年男子」享有法，而且一點也不肯分享給「非歐洲／非基督徒／非白人／非資產階級／文盲／未成年／婦人孺子」。 （相關報導： 出賣港人「被引渡」到中國 香港立法會修改《逃犯條例》大打出手 ｜ 更多文章 ）
易言之，被康德們歌頌為「普世性的」法等於權利概念，其實一點也不「普世」，反而藉由普世性的外殼，進行不斷的排除（例如殖民主義）。而這種排除當然違反正義。被排除於權利大門之外的人們，如何才能獲得救濟呢？非常吊詭的，德希達認為，只有將法等於權利的虛假「普世性」，化為「真正的普世性」，並真正普及於被排除者。也就是說，法等於權利的原始設定，雖必然發生排除現象﹙區別有權者與無權者﹚；然而法等於權利理念若為求其版圖的擴大﹙普世性﹚，就不得不負擔起救濟被排除者的義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