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高為元校長因為好奇國內外大學校長工作的差異，在取得第二任校長連任的同時，也參與了美國大學校長的遴選。事情曝光後，引起不小的爭議。
必須承認，這件事情確實有值得討論的地方。一位才剛獲得學校信任、即將開始第二任任期的大學校長，卻在此時參與另一所大學的校長遴選，無論出發點是好奇、學術交流，還是想了解不同國家的大學治理方式，都難免讓原來支持他的人感到錯愕。
高校長後來公開道歉，開學後再次向師生致歉，也捐出一個月薪水，並承諾在任期內每年五月捐出當月薪水作為校務之用。9月10日，他也公開表示自己輕忽了校長職位的特殊性，願接受批評並配合校內調查。
不知道這樣的道歉與補救，是否足以讓所有人接受。縱然有人不能接受，也完全可以理解。
可是，事情走到今天，我們也該開始想另一個問題。我們究竟在乎的是什麼？
原先推薦高校長到清華大學服務的梁教授，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在與高校長懇談之後，希望他自行引退；高校長沒有接受，於是梁賡義等多名院士與學界人士發起連署，呼籲高校長辭職引退。
這其實讓人有一點難過。不是因為高校長不能被批評，而是因為讓人不禁想起臺灣現在的教育。
這些年，臺灣的教育現場已經累積了多少問題？第一線的國高中小學教師，又承受了多少壓力？教師人力不足、行政負擔沉重、校園管教困難、親師關係緊張，以及一項又一項從上面下來的教育政策，真正站在第一線的人，究竟還能承受多久？
在這樣的情況下，卻看到學術界如此強烈地關注一位大學校長的去留，不禁想問：臺灣的教育問題，難道只剩下一位大學校長的誠信問題值得我們關心嗎？
我們也知道，教育部並不是什麼都沒有做，同時也知道，教育問題從來不是一個部長、一個政府就能解決的。
可是，作為一個曾經在教育現場工作過的人，仍然會問：我們是不是太少聽見第一線教師的聲音了？
當教育現場已經疲憊不堪，當越來越多人開始懷疑教師這份工作究竟還值不值得做，我們更希望看到的，是那些站在教育與學術最高位置的人，能夠把更多力氣放在這些事情上。
中央研究院是臺灣最高的學術研究機構，院士則是臺灣學術界最受尊崇的一群人。因此我們一直以為，院士的責任應該不只是研究成果與學術地位。
當國家的教育出了問題，當學術環境出了問題，當年輕人對學術研究失去信心，院士是不是也應該站出來說幾句話？不是為了哪一個政黨，也不是為了哪一個校長。而是為了臺灣的教育。
我們也會想到中研院本身。
一個國家最高的學術研究機構，除了維持研究成果之外，是不是也應該不斷問自己：我們與世界一流的研究機構之間，還有多少距離？
如果我們真的關心臺灣的學術發展，那麼對於制度、研究環境、人才培養，以及國際競爭力，是不是應該有更多公開而坦率的討論？
不是說院士不能要求高校長下台。如果他們認為高校長的行為已經嚴重損害清華的信任，當然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
我只是困惑：為什麼對一位校長的責任，我們可以如此嚴格；對整個教育制度長期累積的問題，卻很少聽見同樣強烈的聲音？
一個校長犯了錯，可以被要求說明、道歉、接受檢驗。那麼教育政策出了問題呢？第一線教師長期承受的壓力呢？學術研究環境如果逐漸失去競爭力呢？人才一個個離開呢？這些事情，難道不值得我們同樣認真地追問？
我一直相信，一個社會真正可貴的地方，不是沒有人犯錯，而是犯錯之後有人願意負責，有問題時有人願意說話。
所以並不是要替高校長說情。只是希望，這份對「誠信」的要求，不要只落在某一個人身上。
政治不能有雙重標準，學術也不應該有多重標準。
如果院士們認為高校長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那麼我們也期待，他們對臺灣整體的教育與學術環境，也能有同樣堅定的關心。
教育正在面臨許多困難。
這時候，最需要的不是彼此攻訐，而是有人願意真正走進教育現場，看看老師們究竟在苦惱什麼；也看看我們的孩子，將來究竟要在什麼樣的教育制度裡長大。
院士的身分很高。所以，我們更希望他們肩上的責任，也能高一些。
與其把這麼多力氣用在一個校長的去留上，不如把更多的力氣用在教育真正需要的地方。
臺灣的教育，已經等不起我們彼此計較了。 （相關報導： 劉容生觀點：從清大校長「騎驢找馬」事件談大學治理輿領導倫理 ｜ 更多文章 ）
＊作者曾任小學代課教師，經歷大學行政工作30餘年，現已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