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是曾以「玻璃睪丸」歌詞引發爭議的饒舌歌手楊舒雅，以全新專輯《母體：MATRIARCHY》獲得文化部七十萬元補助；另一邊，高三國文教材收錄陳思宏〈泳褲〉，其中「其實抓到的是雞雞」的直白描述，又在網路掀起論戰。兩件事情原本沒有直接關係，最近卻像兩面鏡子，同時照出一個值得台灣社會認真追問的問題：我們究竟希望政府鼓勵什麼樣的文化，又希望下一代從國文課本裡學到什麼？
先把事實說清楚。文化部這次補助的並不是〈Rule男Freestyle〉，而是楊舒雅的新專輯《母體》；李遠所稱「具批判性與潛力」，也是轉述九名評審對新專輯企畫的評價。因此，把七十萬元直接說成文化部「補助玻璃睪丸」，並不精確。
然而，事實需要澄清，不代表政策不必接受質疑。
真正值得討論的，恰恰不是楊舒雅能不能唱「玻璃睪丸」，而是當公共資源開始介入文化市場時，國家用什麼標準決定誰值得獲得納稅人的七十萬元？「批判性」、「創新性」、「潛力」當然都可以成為評選標準，但這些詞如果沒有更具體的作品分析與評審理由，最後就很容易變成文化行政最方便的一塊萬用橡皮圖章。
今天說「具批判性」，明天說「具有實驗精神」，後天再說「反映多元價值」，只要幾個抽象形容詞排列組合，公共補助便完成了合理化。
這才是問題。
文化自由意味著創作者可以粗俗、可以尖銳、可以冒犯，甚至可以故意挑戰社會禁忌；但是創作自由不等於國家必須補助，國家不補助也不等於打壓創作自由。
很多文化政策最容易混淆的，正是這兩件事情。
藝術家有權創作任何合法作品，但當政府拿出人民繳納的稅金，就必須回答另一道題目：為什麼是你？為什麼是這件作品？公共利益在哪裡？藝術價值如何判斷？評審標準是否一致？
否則文化補助最後恐怕會出現一種奇妙現象：作品愈令人看不懂，愈可以叫前衛；文字愈冒犯，愈可以稱批判；社會愈質疑，政府反而愈可以證明創作者「具有突破性」。
如此一來，「爭議」本身甚至可能成為最便宜的藝術履歷。
國文教材的爭議也是如此。
〈泳褲〉是不是好文章，可以討論；「雞雞」兩個字是否足以讓一篇文章失去文學價值，也不能如此武斷。問題真正值得問的是：當高中國文課堂時間有限，經典、現代文學、台灣文學、世界華文以及各種議題文本都在爭奪有限課時時，我們究竟希望學生帶走什麼？
108課綱將普通高中文言文比例訂為三年平均百分之三十五至四十五，推薦古文縮減為十五篇。這當然不是「消滅文言文」，但它確實代表國家重新安排經典教育與現代文本之間的比例。
因此真正該討論的，不是「雞雞」能不能出現在課本，而是：當一篇文章進入國文教材，它憑什麼比另一篇文章更值得占用學生的一節課？
這才叫教育政策。
台灣文化當然具有深厚的中華文化底蘊，同時也吸收原住民族、日本殖民歷史、戰後社會以及全球化文化經驗。正因如此，台灣真正值得珍惜的從來不是把文化縮成某一種政治認同，而是累積數百年形成的語言、文字、歷史記憶與審美能力。
問題在於，多元不能被偷換成「經典可以不要」，批判也不能被簡化成「愈冒犯愈進步」。
文化進步不是把《古文觀止》換成網路流行語，也不是看到生殖器官三個字就宣布文明崩潰；真正危險的是，當政府逐漸掌握補助、課綱與文化資源分配權後，卻不願意清楚說明自己的價值排序。
於是人民只能看到一幅荒謬的景象：
古典作品被要求證明自己符合時代需求；爭議作品卻只需要一句「具有批判性與潛力」，便彷彿取得文化免死金牌。
一個成熟的文化政府，不應害怕人民追問「為什麼值得補助」；一套成熟的教育制度，也不應害怕社會追問「為什麼值得進課本」。
因為七十萬元真正需要被檢驗的，從來不是「玻璃睪丸」四個字；高中國文真正需要討論的，也不只是「雞雞」兩個字。
真正需要接受考試的，其實是掌握公共文化資源的政府。
當一個政府開始決定什麼叫「有潛力」、什麼叫「進步」、什麼值得補助、什麼值得孩子閱讀，它手中拿的就不只是文化預算，而是一支替下一代標註文化座標的筆，而這支筆，比任何一句粗俗歌詞都更值得人民盯緊 ! （相關報導： 不只楊舒雅拿70萬！侯漢廷再點名3組「綠友友」音樂人 質疑文化部扶植樁腳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時事觀察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