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施凱爾爵士（Sir Keir Starmer）成為了過去十年內第六位辭職，或被選民迫使下台的首相。
要是誰還有疑問，這在英國政治中並非常態。要是你還不信，不妨想一想：自18世紀設立首相職位以來，歷任首相在位時間平均約為五年。
而在過去十年中，這一數字已縮短至僅約18個月！
那麼，為何會出現如此異常的更替？當然，在這六個案例中，各自都有其具體原因。
梅伊（Theresa May）同樣是英國脫歐（Brexit）的受害者，她提出的英國與歐盟新關係方案屢遭國會議員否決，最終令其地位難以為繼。
強生（Boris Johnson）則更多是因其個人品格、誠信與判斷取向而被迫下台，保守黨同僚認為他已從昔日的選舉資產變成累贅。
特拉斯（Liz Truss）因其減稅計劃引發金融市場強烈反彈而下台，投資者認為相關政策缺乏配套的削支措施以彌補財政缺口。
名單中最後一位保守黨人蘇納克（Rishi Sunak）則是唯一一位在選舉中被撤換的首相，被對14年保守黨執政感到厭倦的選民「解僱」。
至於最新的一位——施凱爾爵士，他之所以下台，是因為失去了執政工黨國會議員的支持，他們認為其極低的支持度對政黨構成重大威脅。
然而，除了這些個別的下台故事之外，英國似乎還存在更深層的因素，使其政治變得更加殘酷激烈，也使選民更加嚴苛與兩極分化。
那麼，背後究竟還發生了甚麼？
更深層的不快樂
民意調查、焦點小組以及各類個案顯示，選民普遍感到，政治人物未能有效應對三個根本性的「不快樂」來源。
第一，是生活水準停滯不前。這一痛苦現象可追溯至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
因此，在探討自2016年以來英國已有六位首相更替時，我們其實也可以將時間起點提前至那一時期。
從歷史視角來看，這樣的生活水準停滯自19世紀初拿破崙戰爭（Napoleonic Wars）以來未曾出現。
當民眾在財政上苦苦掙扎，並感覺政府未能兌現那項神聖但未宣之於口的承諾——下一代會比上一代過得更好——情緒變得惡劣並不令人意外。
對任何政治人物而言，更令人憂慮的是，調查顯示經濟悲觀情緒已達到自1978年以來的最高水準，那是通膨高企、工業紛爭頻仍的年代。
第二個動因是「英國甚麼都不行」的感覺，人們認為公共服務——無論是交通、司法還是其他領域——都未能有效運作。
這當然在某種程度上與同樣導致生活水準停滯的低經濟成長有關。
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成長乏力使歷屆政府缺乏足夠稅收，無法對基礎設施以及教育、醫療等民眾重視的領域進行投資。
第三個動因，是對社會凝聚力的廣泛憂慮——或者說，人們認為凝聚力不足。
調查顯示，超過90%民眾認為國家處於分裂狀態。
不少人將這種分裂感歸因於近幾十年高水準的移民，以及一些既有社群未能融入社會——正如部分人所認為的那樣。
無論這種看法是否正確，許多選民認為，近幾任首相未能理解他們對英國變化所產生的憤怒。
換言之，英國與其他歐洲國家一樣，仍在努力應對如何在一個多種族、多族裔、多文化、多國族的社會中實現共處。
或許另一個變化在於——而這並非英國獨有——人們不僅變得更加憤怒，也更少壓抑表達。
不論這該歸咎於社交媒體還是其他因素，民眾如今公開敵視個別政治人物——包括首相——這在數年前仍難以想像。
難以治理？
那麼，英國是否已變得難以治理（ungovernable）？這是否就是這個國家即將迎來十年內第七位首相的原因？
大多數政治人物不會如此斷言。他們說，在一個更複雜、人口更分散且更分裂的世界中，治理確實變得更加困難，但並非不可能。
然而，在自2008年金融危機及2016年脫歐公投以來籠罩英國的悲觀與陰霾之下，六位首相均未能將其驅散，人們自然會質疑，第七位首相——無論是誰——運氣會否更好。 （相關報導： 俄國防空神話破滅？莫斯科頻頻遭到偷襲，俄軍防空系統擋不住烏克蘭無人機 ｜ 更多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