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俊雄觀點：2026峰會開啟中美新定位─一個漫長複雜且不確定的過程

自2018年貿易摩擦開始，中美關係經歷了劇烈波動。拜登執政期間，雙方在貿易、科技、台灣、南海、人權等領域的競爭與摩擦持續升溫，但也維持著一定的溝通渠道。2024年美國大選後，川普重返白宮。外界普遍預期美國對華政策將出現新一輪調整。進入川普第二任期後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那就是中美關係在經歷了最初的震蕩後，實際上將出現一定程度的穩定。2025年，中美兩國元首在G20 峰會期間舉行了會晤。雙方高層同意重啟部分高層溝通機制。此後，中美之間在芬太尼管控、氣候變化、兩軍溝通等領域，恢復了工作層面的接觸。到2026年初，雙方已經完成了多輪經貿磋商的工作層預備會議。正是這些前期的鋪墊，為此次北京峰會創造了條件。在分析此次會晤之前，我們還需要了解雙方各自的戰略考量和內部政治環境。

從中方角度看，2026年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年份。國內經濟正處於以疫後復甦和結構調整的關鍵期，房地產市場深度調整，地方政府債務化解，青年就業壓力等挑戰依然存在。與此同時，中共20屆四中全會剛剛閉幕。會議聚焦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一個穩定可預期的外部環境，尤其是對美關係的穩定，對中方而言，是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的；從美方角度看，川普政府同樣面臨著複雜的國內、國際形勢。2026年是美國中期選舉年，國會控制權的爭奪異常激烈，通貨膨脹雖然較2024年有所回落，但物價水平仍然高於疫情前，選民的經濟焦慮是執政黨面臨的主要壓力之一。此外，美國在烏克蘭問題、中東局勢、朝鮮半島等多條戰線上都需要外交投入。在這樣的情況下，避免與中國發生新的重大沖突，同時爭取在農產品出口、芬太尼管控等國內敏感問題上取得可見成果，符合川普政府的政治利益。正是這種雙方都需要穩定的戰略共識，為此次北京會晤奠定了基礎。

接下來，我們來看此次會晤的具體議程和已知成果。根據中國外交部發布的通報和美國白宮隨行記者披露的信息，此次會議的議程包括以下幾大板塊：第一板塊是元首之間的戰略溝通。據官方通報，習近平主席與川普總統進行了長達3個半小時的小範圍會談，遠超原定時間。會談內容涵蓋雙邊關係的戰略定位，各自的核心利益，關切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等。正是這次深度交流，促成了雙方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 的政治共識。這個新定位的具體內涵，根據中方發布的信息可以概括為四個維度：合作為主的積極穩定，競爭有度的良性穩定，分歧可控的常態穩定以及和平可期的持久穩定。川普總統在會後記者也明確表示，雙方開啟了有史以來最好的美中關係。雖然外界對這一表述存在不同的解讀，有人認為這是外交辭令，有人認為反映了雙方的務實態度。但無論如何，確立一個相對積極定位框架本身就是此次會晤的重要成果之一。 （相關報導： 美中共管台灣明朗化？翁履中示警「140億美元軍售只是開端」：最差的狀況發生了 ｜ 更多文章 ）

第二板塊是經貿合作，這是外界最為關注的部分。根據雙方發布的信息，此次經貿領域的成果，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農產品採購。美方官員在會後的吹風會上透露：中方承諾在未來3年內，從美國採購價值數百億貿易的農產品，主要包括大豆、玉米、牛肉、豬肉等。具體數字沒有完全公開，但據「路透社」和「彭博社」報道，這個數字在200億到300億美元之間。這一承諾如果落實，將有助於緩解美國農業州在中美貿易戰後面臨的市場壓力，對川普在搖擺的農業州的選情具有積極意義。但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採購承諾，並非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合同，而是意向性的框架安排，實際執行將取決於市場條件和雙方關係的整體狀況。二是金融市場準入。據《華爾街日報》報導，中方在此次會晤中，同意進一步放寬外資在金融領域的持股限制，包括在特定條件下，允許美國金融機構在中國設立獨資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萬事達卡」 （Mastercard）的首席執行官孟軻（Michael Miebach）作為隨行美國工商界代表之一，在訪問期間，明確表示，中國一直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市場之一，長期增長潛力巨大，並將繼續加碼在華投資。當然，中方在涉及金融安全和國家安全的領域，仍然保留了必要的監管權力。三是航空領域的合作。有報道提到雙方探討了波音公司向中國航空公司出售飛機的可能性，但具體數字和交付時間表，並未在此次好文章敲定。這與過去在峰會期間動輒宣布數百架飛機大單的慣例有所不同，這種差異可能反映了幾個因素：中國國產大飛機C919 已經投入商業運營，航空公司有了更多選擇，波音公司在過去幾年面臨生產質量的挑戰，需要時間恢復市場信心，以及雙方在貿易談判中採取了更務實的態度，不再追求象徵性的表面數字。四是科技領域的對話機制。雙方同意在人工智能、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領域，重啟科技合作對話，但同時各自保留了在涉及國家安全的技術領域的管控措施。這意味著在高科技的領域，特別是半導體等關鍵技術的出口管制短期內背後因為此次會晤而出現根本性變化。

第三板塊是全球治理與國際議題。據雙方通報，兩個元首就烏克蘭危機、中東局勢、朝鮮半島阿富汗問題和核問題等交換了意見。在氣候變化領域，雙方同意繼續履行各自的減排承諾，並在清潔能源技術領域開展合作。在芬太尼管控方面，美方對中國在原料藥出口管制方面的合作表示肯定。雙方同意，進一步加強前體化學品的國際監管合作。

第四板塊，也是最敏感的議題，就是台灣問題。根據雙方透露的信息，習近平在會談中，系統闡述了中方在台灣問題上的原則、立場，強調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政治基礎中的基礎，是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川普總統則重申了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但據知情人士透露，他在是否承諾停止對台軍售這一具體問題上，並未政策超出既往立場的新承諾。這實際上意味著美方在台灣問題上的實質立場，並未因這次會晤而發生根本性變化。戰略性模糊仍然是美國對台政策的核心特徵。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各方對此次會晤成果的評價。這裡存在明顯的視角差異。中國官方媒體普遍給予積極評價，強調會晤的歷史性意義，突出雙方在穩定關係、擴大合作方面達成的共識。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將此次會晤稱為中美關係歷史上又一重要里程碑，認為雙方就，構建「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 達成重要共識，為未來中美關係的發展指明了方向；美方官方表態則更為務實和克制。白宮公布的聲明側重於具體可量化的成果，如農產品的採購承諾，芬太尼管控合作等，而對「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這一宏大框架著墨不多。

川普總統本人在記者會上，使用了「有史以來最好的美中關係」這一表述。但美國國內媒體對此有不同解讀。一些媒體認為這是典型的外交辭令；另一些則指出，即使關係有所緩和，但雙方對核心利益上的分歧仍然深刻。國際媒體和智庫的評論則更加多元。英國《金融時報》的一篇文章指出，此次會晤的最大成果是雙方確認了對台繼續溝通的意願，避免了關係的進一步惡化，但並未解決根本性的結構性問題。《經濟學人》雜誌則認為，美中雙方都在進行一場與時間的賽跑。此次會晤為雙方各自追求了喘息空間，但長期競爭格局不會改變。日本「共同社」 和韓國「聯合通訊社」 的報道則更關注此次會晤對各自國家的影響，認為美中關係的相對穩定，對地區安全是有利的。 （相關報導： 美中共管台灣明朗化？翁履中示警「140億美元軍售只是開端」：最差的狀況發生了 ｜ 更多文章 ）

綜合各方評論，我們可以提煉出幾個比較具有共識性的判斷：第一，此次會晤確實取得了一些具體成果，尤其是農產品採購和金融開放領域，這些都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合作點，不能簡單地歸為零成果或者交白卷。第二，雙方在台灣問題等核心利益上的分歧依然深刻，沒有因為一次會晤而出現實質性的化解。中方要求美國停止對台軍售。美方則堅持「台灣關係法」和 「六項保證」，繼續對台防衛支持。這個死結在短期內無法解開。第三，雙方共同確認的「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 新定位，標誌著兩國係進入了應該新的階段。這個階段的特徵不是合作取代競爭，而是競爭與合作的長期共存。同時，雙方都試圖建立防止沖突的護欄機制。第四，此次會晤的最大意義或許在於解決了多少具體問題，而在於雙方都表達了繼續對話，管控分歧的意願。在中美關係高度複雜，任何單一事件都可能引發連鎖反應的背景下，保持高層溝通渠道暢通本身，就具有重要價值。

現在我們不妨把這次會晤放在更長的時間維度里進行審視，回顧中美建交47年的歷史，兩國關係經歷了從破冰蜜月、波折接觸、合作到齟齬競爭的幾個階段，冷戰結束後的35年間一個主流的觀點是經貿合作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這個論斷，在很長時期內是成立的。中美貿易額從1979年的不足25億美元增長到2022年的近7600億美元。兩國經濟深度捆綁，中國成為美國國債的第二大外國持有者，美國則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之一。然而，過去10年間，這個「壓艙石」的作用在逐漸弱化。原因有二：第一，中國經濟體量的快速上升，使其與美國的結構性矛盾凸顯。當中國只是「世界工廠」 時，雙方互補性強；當中國開始向產業鏈高端攀升，在高科技利益與美國展開正面競爭時，沖突就不可避免。第二，雙方各自的國內政治邏輯發生了變化。在美的外部國，對華強硬的跨黨派共識形成；在中國，民族主義情緒上升，對西方的不信任感加深。在這種背景下，所謂「修昔底德陷阱」的說法被頻繁提及，這種說法指出，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要回應這種挑戰，戰爭往往因此變得不可避免。

很多國際關係學者用這一框架來分析中美關係，其中最著名的當推美國政治學者，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首任院長格雷厄姆·艾莉森（Graham Allison）教授，他在他的名著《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Destined for Wacli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就用這一框架來分析中美關係。但是我們需要警惕過度簡化，中美關係與歷史上的崛起國與守成國對抗有幾個重要不同之處：

第一，核武器的存在使得兩個核大國之間的全面戰爭代價高到無法承受，這構成了雙方維持穩定的根本動力。

第二，兩國經濟深度融合的程度遠超歷史上任何一對霸權競爭者。雖然脫鉤的論調甚囂塵上，但真正實現徹底的全面脫鉤，在經濟上是不現實的，也是雙方都無法承受的。

第三，全球性挑戰的跨國性質如氣候變化、公共衛生、人工智能治理等，客觀上要兩個最大經濟體的合作。單靠任何一國都無法解決這些問題。因此，與其說中美關係正滑向新冷戰，不如說雙方正在探索一種前所未有的新型大國關係。這種關係既不是全面對抗，也不是全面合作，而是競爭、合作與防範的混合體。此次北京會晤確立的「戰略穩定關係」 正是對這種混合狀態的一種官方命名。

接下來，我們分析此次會晤對相關各方的影響。對中國而言，一個相對穩定的對美關係意味著什麼？首先，在經貿層面，避免關稅戰進一步升級，有助於穩定出口預期，對就業及經濟增長是有利的。其次，在技術層面，雖然美國在關鍵技術領域的封鎖不會放松，但重啟科技合作對話，至少為學術交流和人才往來保留了一扇窗。第三，在戰略層面，中美關係的穩定可以為中國處理其他方向的挑戰，無論是周邊外交、一帶一路建設，還是國內改革發展，創造更為寬松的外部環境。 （相關報導： 美中共管台灣明朗化？翁履中示警「140億美元軍售只是開端」：最差的狀況發生了 ｜ 更多文章 ）

對美國而言，此次會晤的成果，也有其國內政治意義。農產品採購承諾，直接關係到中南部農業州的選票，這是川普在2026年中期選舉的重要籌碼。芬太尼管控合作，有助於回應美國國內日益嚴重的阿片類藥物危機。這是一個跨越黨派的社會關切。金融市場開放，則為華爾街提供了新的商業機會。這些看得見、摸得著的成果，有助於川普政府向國內展示其對話指出的有效性，對第三方國家和地區而言，中美關係的走向具有深遠的影響。美國的亞太盟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菲律賓等重啟面臨在中美之間選邊站的壓力，此次會晤後雙方釋放的穩定信號在短期內減輕了這些國家的選邊站的壓力，使它們有可能繼續維持兩國的平衡關係。歐洲國家同樣樂見中美關係的穩定。因為一個失控的中美對抗會嚴重沖擊歐洲的經濟利益和安全環境。東南亞國家作為中美兩大經濟體的交匯地帶，更是直接受益於兩國關係的緩和。全球南方國家則關注中美在基礎設施投資發展援助等領域的競爭態勢，中美關係的相對穩定至少意味著不會出現惡性競爭競相壓價的局面。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一次會晤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中美之間仍然存在一系列棘手的分歧和挑戰，在經貿領域、關稅問題並未完全解決。雙方目前仍然維持著對彼此數千億美元商品的額外關稅。此次會晤沒有就取消關稅達成協議。這意味著貿易摩擦的底層結構依然存在。在科技領域，美國對華半導體出口管制仍在持續，而且國家美國商務部的最新規則，管制範圍還在不斷擴大。中國企業被列入實體清單的數量仍在增加。中國則在加快自主研發的步伐、大力投入國產替代。這種科技脫鉤的趨勢短期內看不到逆轉的跡象。在人權和意識形態領域，釋放的分歧依然深刻。美方在會晤中提到了新疆、西藏、香港等問題，政府則發動任何國家干涉內政。這類價值觀層面的交鋒，雖然貿易成為此次揮舞的主流，但也沒有消失。

在地緣政治領域，南海問題、中印邊境問題、中國與所羅門群島安全合作等議題，都是美方關注的焦點。雙方在這些問題上的立場差異並沒有根本性改變。此外，還有一個長期存在的變量，那就是美國國內的政治無論川普政府當前在對華政策上表現出多大的務實性，美國國內的對華鷹派力量依然強大，國會的立法動向，狀態選舉的選情變化，突發的地緣政治事件，都可能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的穩定性。面對如此覆雜的中美關係彼此清醒的認知，至關重要。真正決定中美關係走向的是兩國綜合國力對比，內部政治邏輯、社會心理變化、技術競爭態勢等深層因素。觀察這些結構性的變化，比糾結於某次會晤的某一細節更有意義。

2026年5月中旬的中美元首北京會晤，是在雙方需要穩定關係的背景下舉行的一次重要外交活動。會晤取得了一系列具體成果，包括農產品採購承諾、金融市場開放措施、科技對話重啟等。同時也確立了「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框架。在台灣問題等核心分歧上，雙方各自重申了底線、立場，沒有出現實質性的讓步或突破。將此次會晤定性為零成果或徹底破裂，或將其定性為關係全面回暖，所有問題迎刃而解都不符合事實。最接近真實的描述是雙方在可以合作的領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在存在分歧的領域管控了風險並同意繼續通過對話來管理。這場複雜而關鍵的會晤最重要的是為中美兩國關係重新定位。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競爭不會因為一次會晤而消失，但雙方也都意識到完全脫鉤和對抗對誰都沒有好處，在可預見的未來，中美關係將繼續在合作與競爭之間遊走，在危機與管控之間平衡。這是一個漫長、複雜，充滿不確定性的過程。

＊作者為全美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聯合會榮譽主席，曾任美國紐約華人華僑聯合會秘書長，現任常務副主席。曾任職聯合國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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