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事實和大量學術研究顯示，共產政權國家的每一場運動常常伴隨著可怕的政治暴力與「集體殺戮」（包括國家恐怖、清洗、鎮壓、強制勞動、饑荒導致的大規模死亡等），半個多世紀前發生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
然而，「文革」時期的極端暴力與「集體殺戮」，是一段極力被掩蓋和扭曲，世人所普遍忽視的歷史。
近年來，隨著文革資料的收集和研究的深入，這一段鮮為人知的「集體殺戮」歷史也開始浮現出來。
這些研究不僅對文革時期的死亡人數有了更接地一些的估算，更有助改變人們對文革的一些錯誤認識：文革時期造成死亡最多的不是人們最熟知批鬥，而是基層發生的血腥的「集體殺戮」。
今年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發起六十周年，結束五十周年，BBC中文特別採訪了宋永毅、蘇陽與程映虹三位學者，對此現象深入解讀。
其中宋永毅認為，文革不太可能重現，但作為一種極端的政治文化，文革仍在進行。蘇陽則說，人們要時刻警醒。
文革中至少爆發11起「集體殺戮」
談起文革中的暴力，文學影視作品中通常出現的是文革紅衛兵和造反派的批鬥場面。然而這些年隨著文革絕密檔案的公開和研究的深入，一些海外華人學者發現，文革時期大部分死亡並非源於批鬥，而是至今被中國政府的竭力掩蓋的「集體殺戮」，而這種殺戮往往發生在基層和農村。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榮休教授、文革研究學者宋永毅介紹說，過去十幾年，一些機密檔案和「集體殺戮」資料陸續被帶到海外，公之於眾，如廣西文革和湖南道縣的機密檔案，以及像何清漣、遇羅文、譚合成、鄭義、啟之等人的調查報告和民間記錄。
2016年和2017年，宋永毅、程鶴和他們的團隊收集整理、編輯的廣西文革機密檔案及續編、湖南道縣及周邊地區文革大屠殺機密檔案等資料，包括《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資料庫》陸續出版，文革中的大屠殺才逐漸為世人所知。此後不斷有新的歷史資料出現，證明文革中的大屠殺事件的存在。
據1984年廣西自治區「處遺辦」的統計，全區有名有姓的死亡人數為8.97萬人，官方核實武鬥致死僅為3000至4000人左右，約95%以上的死者是在非武裝衝突狀態下，被「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地打死和槍殺」的，這也是廣西文革屠殺的最顯著特徵，也是文革時期「集體殺戮」的最典型代表。
最令人震驚的是在武宣、武鳴等縣發生了非饑荒背景下的「人吃人」現象，全廣西約有30個縣市發生過此類事件。官方機密檔案《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中記錄有名有姓或有統計的被食者至少有302人；另有民間調查，指有名有姓的被害人為421人。
參與食用或殺害後剖腹取肝的人數估計達數千甚至上萬人。然而官方的相關調查和統計，始終處於保密狀態。
第二種是階級滅絕式殺戮，由基層的武裝部軍人、黨組織、基幹民兵對所謂的四類分子及其子女的屠殺。
第三種主要針對少數民族，如內蒙古借深挖「內人黨」對成千上萬蒙古族群眾的殘害便是典型。有時，這三種類型也混合出現，宋永毅說。
就源發性而論，道縣的事件爆發的時間較早，在1967年8月。而廣西、內蒙等地的大屠殺一般要到1968年中才大規模地發生，他解釋說。
對農村非正常死亡的估算
史丹佛大學社會學系魏昂德（Andrew G. Walder）教授帶領的學術團隊也建立了「縣誌資料庫」（1998-2010），通過對2200多本地方誌進行大規模的量化處理，建構大規模的資料庫，揭示了文革動蕩在全國的時空演變，成為研究文革基層政治暴力的基石。
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教授蘇陽當時師從於魏昂德，他不僅是這個資料庫最核心的成員之一，更是最早利用資料庫資料對文革進行研究的學者之一，其成果便是享譽學界的《文革時期中國農村的集體殺戮》一書。
蘇陽利用1530本縣誌和大量的田野調查和採訪，分析了廣西、廣東、湖北三省的農村「集體殺戮」的動態過程與發生機制。
蘇陽說：「縣誌由地方政府編撰，並且由官方出版的。所以其中有關文革暴力的記錄偏於簡略，甚至隱瞞。即便如此，根據廣東、廣西兩省的縣誌整理出來的圖景，還是觸目驚心。」
通過數據和統計模型進行文革研究的一個優勢是可以更精準地對「集體殺戮」進行描述。如其中一個廣為人知的成果便是對文革死亡人數的估計。
文革死亡人數，一直有兩個廣為流傳的說法，一是當時的中共中央研究室1984年編寫的內部資料估計，文革十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72.8萬；另一個經常被引用，是時任中共領導人葉劍英的說法，稱文革中超過2000萬人非正常死亡，受政治迫害人數超過1億，葉的說法卻無從通過官方途徑考究。
基於1，530本縣誌中提供的資料，蘇陽和魏昂德教授估算出，文革中農村的死亡人數介於492000至1970000之間。基於2213個縣市誌，魏昂德又估算出1966-1971年間死亡人數約110萬至160萬，直接政治迫害受害者約2200萬至3000萬。
同時，來自這些縣誌的數據也清楚地顯示「集體殺戮」。曾席捲全國，尤其是廣西省和廣東省。
在這兩個省份，超過半數的縣曾發生過「集體殺戮」。縣誌中顯示的「集體殺戮」的時間點也可以推斷出文革中絕大多數的死亡是由於殺戮而非批鬥或武鬥導致。
誰該為「集體殺戮」負責
宋永毅說，發生在中國文革中的這十多起大屠殺慘案無一不是各級國家機器行為。這一點並不難理解，因為共產中國是一個高度集權的國家。「在文革中，凡動用一個排以上的兵力都必須有中央軍委甚至主席毛澤東的親自批准。如中共黨內關於廣西大屠殺的機密文件也承認，廣西殺人多是有領導、有計劃地進行的；殺人多是在非武鬥情況下，被個別或集體加害的。」
他說，哪怕是廣西文革中出現的「人吃人」的狂潮，根據機密檔案的記載，絕大部分的「吃人案」不僅是代表中共國家機器的那些人的親力親為，還是他們推波助瀾的直接後果。對「人吃人」風潮的間接支援和直接縱容還來自權力的更高層面。
「儘管毛澤東和中共的領導集團從沒有支援過吃人，甚至也有過反對極端暴力的指示，但是他們仍難辭其咎。」
與宋永毅從國家政策、高層政治角度分析文革「集體殺戮」不同的是，蘇陽則選擇從「社區視角」更為動態和微觀地看文革時期的「集體殺戮」——來自國家的支援，如何使得普通人成為殺人者？「集體殺戮」為什麼會在那個時間那個地方發生？
蘇陽認為，這些「集體殺戮」事件是在特殊情境中出現的，而不是預先策劃的結果，國家政策的影響是間接的。
「我提出的社區模型，也就是沒有中央政府明確的滅絕政策的條件下，滅絕殺戮仍然可能發生了，即所謂鄰居殺鄰居的現象。這一點，文革農村的『集體殺戮』體現得明顯。延依此模型，進而可以對歷史上的重大屠殺事件找到新的發現。」
他說，比如在希特勒的德國，很多迫害和殺戮，其實不是國家組織進行，而是公民自發而為。盧安達的屠殺雖然有政府號召，其實施過程也發生在基層社區裡，鄰居撲向鄰居。
在具體分析廣西和廣東兩地的「集體殺戮」的發生機制時，蘇陽指出，文革時期，劃分階級敵人、激勵潛在的行兇者以及法律解體，幾乎是一個全國普遍現象，也是從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就不斷推進的進程。
他說，比起其他地方，廣西省和廣東省還有兩個其他省份沒有的進程，一個是獨特的移民歷史，這使得兩省人沉浸在濃重的宗族認同和相互競爭的文化之中，這一點為其他進程的發揮提供了強大的基礎；另一個進程便是兩省顯著且深入的「戰爭狀態的建構」，派系間的暴力事件在這兩個省延續時間尤其長。
為了結束暴力局面並加速新的省政府權威的建立，國家高層領導認可並強化了處於領導地位的派系編出詆毀對手的陰謀論，這大大激化了運動進入「戰爭狀態」。這也是為什麼這兩個省的集體殺戮尤為駭人的原因。
土改模式與「指標殺戮」
對新中國歷代政治運動進行了專門研究的宋永毅發現，文革時期的「集體殺戮」與土改時期的政治暴力極為相似。他說，毛澤東依靠政治運動治國，但是對大規模的法外的「集體殺戮」，毛策劃、參與並採取了縱容態度的卻只有兩個，即作為毛時代開端的暴力土改運動和作為毛時代最後一場政治運動的文化大革命。
「如果我們對這兩場政治運動中的大屠殺做一個粗淺的比較研究，便會非常清晰地發現兩者在源流、對象、形式、方法等方面的血脈相連和驚人相似。」
和土改一樣，文革中最大規模的幾次「集體殺戮」如北京的「大興慘案」、湖南道縣的大屠殺事件、湖南邵陽的「黑殺風血案」、廣東和廣西的農村大屠殺以及江西瑞金的「民辦槍斃事件」都發生在中國農村，都形塑於土改模式，他說。
據宋永毅的資料庫裡的檔案《毛澤東對鎮反殺人比例的指示》記載，1951年4月20日，毛澤東給中共中央西南局發電報，對當時的鎮反運動（即鎮壓反革命運動）下達明確的指示：「關於殺人比例，中央二月會議確定為千分之一，先殺一半，再看情形辦理。現在西南已達到這個千分之一，中南和華東有些省份也已達到千分之一，有些地方甚至超過了千分之一。看來，要解決問題，華東、中南、西南這三個地區都必須超過千分之一，但也不宜超過太多。」
程映虹指出，鎮反運動中出現「千分之一」這個比例和指標，像幽靈似的出現在新中國的早期的政治暴力中。按指標殺人，並不新鮮，在蘇聯時代就有，但史達林鎮壓配額的計算並非完全由中央憑空捏造，而是通過一種「自下而上申報、自上而下核准」的互動機制、極其冷血地計算出來的。那麼，中國「千分之一」從何而來？
1925年底至1926年初，毛澤東先後發表了三篇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和《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於革命前途的影響》。
程映虹說，他發現1920年代中期毛澤東文章中指出的中國農村「極端反革命分子」的人口比例，與1950年代初全國的處決指標完全一致。
然而吊詭的是，這三篇文章僅有《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於1951年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但經過大幅刪改，尤其是刪除量化人口比例數據。另外兩篇長期未收入《毛澤東選集》；其中《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於革命前途的影響》遲至1993年才收入《毛澤東文集》第一卷，而《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在官方正式選集與文集中始終未全文收錄。
程映虹說，毛澤東早期高度量化的階級分析在1949年後全部消失，然而其量化思維卻貫穿在新中國的政治運動中。
「當時沒有任何機構展開過全國性的人口結構調查，毛澤東的這些數據從何而來？可能是毛澤東出於某種原因沒有註明某些資料來源，更有可能的情況則如幾位歷史學家所推測的那樣，即這些數據是毛澤東根據當時常識做出的估算，」他說。
程映虹說，這種量化模式不僅大大減輕了殺人者的道德壓力，更是成為一種隱形的「政治公式」，似乎殺戮成為實現某個政治目標的必要手段。
「對於許多原本對殺人猶豫不決的黨國基層幹部來說，指標進一步使他們對已被黨的意識形態正當化的謀殺行為變得麻木，同時也使他們的任務變得比執行那些強制性卻往往措辭模糊的命令更加機械和簡單。」
從這個意義上說，指標在最初可能被一些人視為壓力，但後來卻被他們帶著解脫的心情接受，他說。
程映虹說，隨著時間推移，地方幹部的狡黠和政治精明不斷成長，幾乎沒有任何記錄顯示省級及以下黨組織「浪費」了指標或控制數位。 相反，他們甚至主動要求增加額外指標。
此後的政治暴力與「集體殺戮」，可以看成是「指標殺戮」的延續，或是徹底失控，他說。
「毛時代的普通人」
從社區視角研究集體殺戮的蘇陽認為，「集體殺戮」是國家動員與崩潰共同作用下的結果。由於國家結構無法統合各社區，使得地方性動員和崩潰在社區中的效果各有不同，這就可能導致社區在地理位置和組織層級上離中央越遠，越有可能經歷權威的崩潰並按自己的方式進行地方性動員，也越有可能發生「集體殺戮」事件。
宗族歸屬強並伴隨地方性的跨宗族衝突（尤其是客家之間）且缺乏少數民族的地方，更易發生「集體殺戮」，他說。
在他進行的大量的田野調查和訪談，以及他人的報告訪談中，一些倖存者、受害者的家人以及退休的幹部提供了相同的答案——地方幹部和民兵對「集體殺戮」負有直接責任。
蘇陽把集體殺戮的參與者分為三種，一是授權者，即那些有可能也有能力阻止殺戮發生卻選擇對此視而不見的上層領導；二是召集人，即當地作出殺人決策的官員，主要是村或者鄉鎮的領導，通常由他們來選擇受害者，然後組織安排殺人事件，在一些個案中，縣級領導也會參與其中；最後便是少數幹「髒活」的人，通常都是民兵中的精英，不僅包括那些毆打、射殺受害者的人以及那些直接下令實行殺戮的人；還包括那些在暴行中進行協助和教唆的人，沒有他們，事件也不可能發生。
「普通人」的概念來自德國二戰種族大屠殺的研究。此處「普通」指沒有心理毛病，居家過日子的人。
但蘇陽說，這些「普通人」和其他大多數的普通人還是有著顯著區別的。首先，他們都與國家有著聯繫，有的是地方幹部、民兵中的精英，有的則是上層的官員。其次，他們的個人履歷證明他們對毛的階級鬥爭理論有著深層的意識形態信仰。
第三，雖然缺乏廣泛的證據，但一些殺人者似乎受心理因素困擾，這可以從他們殺戮特別弱小人群的意願以及有時顯示出的異乎尋常的殘酷看出。
文革會否再來？
今年是文革爆發六十周年，結束五十周年，文革是否再來卻成了近幾年的熱門話題。
宋永毅說，文革是一場持續了十年的大政治運動，可以說窮盡了一般政治運動的所有模式和特點。對以後的政治運作方式和參與者的思維方式產生影響是必然的，甚至89年天安門運動的參與者中有不少其實就是當年的造反派。
「如果我們說，文革作為一場針對官僚階層的群眾運動，那麼我認為文革不太會重演。但如果把文革作為一種極端的政治文化，那我認為文革是現在進行時，尤其是天安門還掛著毛澤東的畫像，依舊陰魂不散。」
對比世界上其他的屠殺，側重研究「集體殺戮」過程和多重機制的蘇陽提醒，大屠殺和「集體殺戮」，雖然罕見，但卻是反覆出現的現象，而非歷史上的孤立事件。
即使在同一國家政策下，不同社區的暴力程度、參與模式差異巨大，受地方領袖、社會網路、機會結構、與中央控制的隔離度等影響，普通人也可以成為加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