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鳳生觀點：當非核成為選項─能源風險下的政策轉向與問責 | 王鳳生

在國際油價波動與能源市場高度不確定之下，無人機與飛彈衝突頻繁，市場開始關注伊朗與荷姆茲海峽的潛在風險。作為全球約五分之一石油與大量液化天然氣的運輸通道，一旦這條關鍵航道受阻，亞洲能源供應勢必面臨衝擊。對高度依賴進口能源的台灣而言，這不只是遙遠的地緣政治變數，而是直接攸關經濟安全的現實壓力。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政府釋出核電可能重啟的訊號。然而，當「非核立場不變」與「核電可能重啟」同時存在時，問題已不只是能源選項，而是政策論述之間是否出現內在張力。

多年來，「非核家園」被視為重要政策方向，其核心理由在於安全考量。核能被界定為高風險技術，因此即使付出較高的能源成本，也要逐步退出。然而，當前在能源壓力與地緣風險上升的情況下，政府重新檢視核電角色，卻仍維持「非核立場不變」的說法，於是形成一種值得討論的現象：政策出現調整，但論述似乎尚未同步更新。

問題不在於政策是否可以改變，而在於是否清楚說明改變的理由。如果核能當年之所以退出，是基於安全風險的考量，那麼今天重新評估其角色，是否意味著風險結構已經改變？是核安風險下降，還是能源風險上升？若是後者，則有必要向社會說明：不同風險之間正在進行何種取捨。

進一步來看，當前政策論述似乎同時維持兩種方向：一方面強調非核原則，另一方面又對核電保留彈性空間。這種敘事之間的落差，可能使外界難以理解政策的判準與優先順序。

此外，標準的一致性亦值得關注。既有核三電機組可以在「安全無虞」的前提下重新評估其運轉可能性，其他核電設施，例如已經完成的核四卻被擱置，為何被排除於討論之外？這樣的差異，是基於技術評估，還是政策考量？若缺乏清楚說明，容易使外界對政策標準產生疑問。

從政策選擇的角度來看，能源問題本質上並非單一技術路線的選擇，而是不同風險之間的配置問題。無論是核能的安全風險、再生能源的不穩定性，或是化石能源的地緣政治依賴，皆涉及成本、穩定性與安全性的權衡。在此情況下，政策若出現調整，本身並不可避免，但關鍵在於是否能建立一套一致且可被理解的決策邏輯。

民主政治的運作，不在於避免調整，而在於能否對調整提供清楚的解釋。當政策在現實壓力下出現轉向時，這本身可以是重新凝聚社會共識的契機。然而，若論述未能隨之調整，則可能影響政策的信任基礎。

台灣確實需要在不確定的國際環境中，建立更具韌性的能源結構。但在能源選擇之外，更重要的是決策過程的透明與一致。當非核逐漸從一種政策方向轉為可調整的選項時，真正需要回答的，或許不只是是否使用核電，而是：在風險與現實之間，決策如何被說明，以及誰對這樣的轉變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