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韓國零容忍、台灣零制約？校園暴力升學制度的失衡困境

韓國多所大學從今年起拒收校園暴力被處分者，2026年推行至全國。這項政策背後的教育倫理困境，值得台灣深思。政策源於前檢察總長鄭順信之子因暴力被轉學，卻仍被錄取首爾大學的爭議案。問題隨即浮現：升學是否應只看成績，抑或涵納品德評估？韓國選擇了強化責任追究。尤其師範院校採「零容忍」，不收任何暴力紀錄者。

校園霸凌的創傷深刻而持久，受害者可能遭遇睡眠障礙、自傷甚至輕生；加害者若無後果，不僅對受害者不公，也可能將暴力行為帶入職場與社會。尤其對師範教育而言，招收有暴力紀錄的學生，等於讓未來教師帶著暴力基因進校園，導致制度自相矛盾。

然而在權力錯綜的校園中，霸凌認定往往並非黑白分明。若調查程序不周、審議機制不健全，真正受害者反而被貼標籤、失去改變機會。成績優異的加害者是否因學校維護升學率而獲偏袒？更深層問題是，終身懲罰是否促成改過自新？若暴力紀錄成為污點，學生可能失去檢視自我、接受教育的動力。過度懲罰有時反而強化反社會認同。正義與修復之間，韓國的天平似乎過度傾向前者。

台灣現況形成強烈對比，《校園霸凌防制準則》已於2024年修正，納入修復式正義。但關鍵缺口在校園暴力紀錄對升學無影響，高中學生的霸凌處分不納入大學甄試評估。一位因嚴重暴力被記錄的學生，仍可順利升入頂尖大學。教育部有防制措施，卻缺升學制約，導致懲罰嚇阻力不足。民間呼籲將暴力紀錄列入升學評估，但多年未獲回應。

探討複製韓國零容忍是否可行之外，台灣應構建一套兼顧正義與改過的機制。首先，調查審議程序必須透明公正、可申訴，因為弱勢學生往往在霸凌認定中處於不利地位，制度設計需充分考慮權力不對稱的現實。其次，應區別情節輕重進行分級處置，輕微言語衝突與嚴重暴力不能一概而論，為真心悔過的學生保留改過機會；師範教育確實需採較嚴格標準，但普通大學可採較柔性做法。

暴力紀錄納入升學評估前，台灣必須先避免重蹈校事會議的覆轍。當前專責處理不適任教師的校事會議制度，其數據令人警惕，一千多個案件中僅3%達解聘標準。這反映出行政與調查程序的嚴重失效，案件被無限擴大，累垮基層行政，校園親師生信任隨之瓦解。若升學制度沿用相同邏輯，唯恐陷入同樣程序失效的困境。關鍵問題是，我們準備好建立真正透明、獨立、高效的升學評議機制了嗎？還是想便宜行事卻複製校事會議的失敗？改革必須避免重蹈覆轍為前提，先強化制度的公信力基礎，才能讓暴力紀錄成為教育責任的工具，而非濫訴的管道，憑添多一項調查員人才庫產業鏈。

更重要的是，應將修復置於懲罰之上。若學生接受輔導、與受害者達成和解、取得改過證明，則不應因暴力紀錄終身限制升學資格。時間與改變應被教育制度承認，而非永久抹殺翻身的可能。最後，應公開各校的霸凌處理案例、處分比例、申訴結果，讓制度在陽光下運作，以透明制約的力量降低人為操作空間，建立社會信任。

韓國反映東亞社會正重新定義教育責任。台灣的挑戰在於尊重受害者、追究加害者、給予改過機會之間，找到動態平衡。教育的終極目的是什麼？是淘汰「問題學生」，抑或給所有年輕人改變的路徑？升學制度終將回應這個問題。

希望台灣的答案，不會太晚。 （相關報導： 花蓮爆校園霸凌！國中生被懷疑亂講話「遭扇巴掌、尖銳物戳頭」全程拍影片瘋傳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嘉義縣教師職業工會副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