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宮寶座，第二任期才開始，就已接連展現其操作力與衝擊力十足的施政風格。從鄰近的中國、日本、韓國，東協國家，乃至歐盟、加拿大，瑞士，不管是不是美國理念相近、常年進行安全合作的盟友，川普再次讓全世界感受到其強勢領導的風格，他可以單方面以關稅談判主導對外關係、塑造對中策略，定義盟友關係。這些行動表面看似違反外交慣例、超越體制規範，但若從美國政治現況來看，川普的行為並非無跡可循。如川普在2018年推文自稱：”I am a Tariff Man.”這不是開玩笑，而是其用類似民粹語言建立威信與談判的起手式。
川普不亂來，他懂得如何玩制度
例如，他以民粹式支持取代傳統菁英共識，他懂得用冷戰期間設立的老舊法規，跳過冗長的國會程序，進一步藉由危機語言製造「只有我能解決問題」的氛圍。在這個可以用社群媒體直接與選民互動、國會極化難以有效制衡的時代，他不是拆解制度的人，而是運用制度漏洞與授權模糊，將其權力發揮到極致的操作者。他的許多舉措，在形式上都「合法」，他的確是個制度玩家。
川普特別擅長將經濟工具戰略化，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關稅政策。經貿與政治向來不分開，川普並不是關稅單純視為貿易平衡的手段，而是當作談判籌碼、地緣槓桿與忠誠測試。
關稅，不只是經濟手段，更是地緣籌碼
美國宣布對台灣輸美商品課徵高達20%的關稅，高於對日韓的15%，甚至超越越南與馬來西亞。表面上，此舉被解釋為針對台灣對美貿易順差過大，實際上卻是川普雙重壓力策略的展現。對內，他展現對美國經濟利益的「保護承諾」；對外，則將此舉作為對台灣施壓，要求台灣讓利與投資，以換取未來可能的豁免。進一步來說，這恐怕也是川普對中談判策略的一部分。即使美國仍然視中國為長期戰略利益的對手，在美中打交道的過程中，亦不盡然會犧牲台灣的生存利益，但當他可控制台灣的行為與表態，就能對中國展現「美方有牌可打」的籌碼姿態。
川普亦曾鬆綁輝達H20晶片對中出口的限制。表面上看，這是順應企業界與科技股壓力；但實際上，這項政策轉彎更可能是為換取中國在其他議題上的讓步，如減少對俄羅斯支持、加入氣候談判機制、或為即將舉行的「川習會」營造合作氛圍。川普一向以「交易」為主軸，強調等價交換與可見成果，不會無條件給予好處。他讓利，只是為了下一步收回更多。
而阻擋賴清德總統過境紐約，則進一步顯示川普的槓桿式外交邏輯。這個舉動表面是壓制盟友行動自由，實則是在操作「可讓步空間」，藉以轉化為對中談判籌碼。當台灣願意配合節制，美方就有更多靈活性；當中國認為美方有可能「管控台灣」，雙邊互動便能創造新的交換條件。這類操作不見得受到歡迎，卻極為有效，看來川普並不在意「是否得罪朋友」，他只在意「是否對我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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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盟友、不同因應？從台灣到日韓的對比
台灣不是唯一受到強硬對待的對象。事實上，日本與韓國也都面臨類似壓力，但處理方式不同。日韓安全對美高度依賴，在軍事駐紮與情報共享方面難以自主，這也讓日韓更早接受川普設下的「投資換關稅」條件。例如，日韓已與美國簽署逾千億美元級別的投資協議，並配合購買美國能源與軍工設備，以此換取較低關稅與安全穩定。
台灣的處境更為敏感。一方面在安全上同樣依賴美國，但在制度上卻無正式外交承認，使得任何談判空間都需更加謹慎。另一方面，台灣社會內部的黨派對立與輿論撕裂，也讓中央政府在對外協商中難以形成一致立場，反而可能削弱整體籌碼。川普將一切都操作成交易項目，而對台灣來說，「被納入交易」本身就是國際現實的風險。但對川普而言，這就是誰能讓出最多、最快、最容易換回成果，誰在川普眼中就有地位。
台灣該如何回應？從制度理解到戰略準備
面對川普這樣一位不按常理出牌、卻又擅長制度操作的總統，台灣不能只看表面，更要深入理解其行為背後的制度與戰略邏輯。這不僅是對外交人員與談判團隊的考驗，更是對整體社會、特別是朝野政黨能否形成基本共識的試煉。
首先，台灣社會需建立對於「美國制度」的理解能力。例如，川普關稅政策的武器即係依據《1974年貿易法》、《1962年貿易擴張法》與《1977年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等冷戰時期遺留法律條款操作，這些法條本身就賦予總統高度自由裁量權，無須國會同意即可施加或解除關稅、限制出口，甚至動用國安作為正當理由。當川普總統手握這類授權，又擅長議題設計與政治時機的拿捏，關稅便不再只是數字的爭論，而是權力行使與籌碼計算的體現。
這也說明，當賴清德總統稱目前20%關稅為「暫時性措施」，並非空泛政治辭令，而是呼應美國232條款中的行政裁量權，在美國行政部門實施232關稅做出決策前，仍具談判空間。因此，台灣與其放大內部對立，不如利用這段關鍵窗口，爭取美方認可、調降稅率，或透過投資交換較優惠待遇。
其次，台灣政府必須提升戰略溝通能力，誠實面對讓利與交換的現實。川普政府對日韓課徵15%關稅的背後，看來都是日韓以巨額投資換來的。歐盟雖初期抗拒，最終亦接受「購買美國能源與軍備換取稅率穩定」的協議，承諾總額超過一兆美元。這些案例顯示，川普關稅談判的本質不是「懲罰」，而是「要價」。台灣如果希望將關稅從20%調降至15%甚至更低，就必須準備提出「對價」，例如增加在美採購、擴大半導體合作或擔任特定供應鏈角色。
這並非「喪權辱國」，而是制度博弈中的合理策略。在國際談判中，沒有所謂絕對公平，只有相對可控與風險可預期。台灣若能明確讓民眾理解政府的底線與目標，例如「爭取關稅與日韓看齊」、「確保科技產業不受限制」，即便短期付出代價，也能取得社會支持。反之，若政府與民間資訊落差過大，最終將重蹈2014年服貿事件導致民意反彈的覆轍。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朝野政黨應暫時停火，在對外事務上形成團結聲音。畢竟，這場談判不只是執政黨的責任，而是整個台灣的集體挑戰。若無法在此關鍵時刻釋出共識訊號，將使川普政府更輕易操縱內部分歧，削弱台灣的對價籌碼。事實上，川普政府近期不只在關稅上對台施壓，也傳出延後台灣國防部長訪美、降低軍事對話層級，皆是同一邏輯的延伸，想要創造可交換空間。
因此，台灣需要的談判底氣，可由行政部門邀集主要政黨、產業代表、專業智庫召開跨黨派戰略對話，釐清談判底線與社會代價，再依不同產業領域做出具體政策支援方案。美國有句話叫做：Politics stops at the water’s edge，政治止於大洋之濱，意思是國內紛爭在面對外來風險威脅時，就應停止，一致對外。唯有在內部整合、對外一致的情況下，台灣才能站穩在川普的「大交易」牌桌上，不被邊緣化。
結語：在制度與交易邏輯之間找到立足點
川普作為制度的操作者。他告訴我們一個事實：當國家領導人夠強勢、不怕爭議，懂得透過單邊行動、操弄制度與政治脅迫，實踐一個總統霸權模式的制度運作，那麼他真的可以「無論想要做什麼，總有辦法可以達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