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疑美與責台的雙重壓力
川普重返白宮後，台灣再度面臨一道熟悉卻更嚴峻的難題：如何在「台灣疑美」與「美國責台」的拉鋸之間維持安全？台灣社會一方面擔心美國在危機時刻不會出手；另一方面，美國內部尤其是共和黨新右翼則不斷要求台灣承擔更多責任。當川普以「交易式外交」重塑全球秩序，台灣若要在其中生存，必須重新定位，既要修補與美國的互信，也要展現自我防衛決心。近期四位觀點提供了多重坐標：Glaser與Lan強調美國責任，Whiton指責台灣外交「選邊站錯」，Gray主張「安全利益與經濟利益切割」，Colby則要求台灣大幅增加軍事承擔。這些論點雖然立場不盡相同，但仍然共同勾勒出台灣的戰略處境，也突顯出台美關係正走向一場嚴苛的「信任測試」。
台灣疑美情緒蔓延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研究員Bonnie Glaser與Jennifer Lan在2025年8月發表的文章中指出，台灣民眾對美國的正面觀感正在快速下滑。布魯金斯學會的調查顯示，四成以上受訪者對美國持負面看法，與2024年相較有大幅攀升的現象；《American Portrait Survey》更顯示近六成台灣民眾不認為美國值得信賴。這股「疑美」情緒源於三個面向。首先，俄烏戰爭中美國從拜登總統開始選擇有限介入，使許多台灣人懷疑美國在台海會否袖手旁觀。其次，川普政府對台灣加徵高達20%的關稅，對台灣經濟不利，而台積電赴美設廠被視為削弱「矽盾」，降低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利害關係。最後，川普在社群與媒體論述中，被描繪為只看利益的商人，無法令人信任。
Glaser與Lan因此警告，通常外部軍事援助的信念存在時，內部戰鬥意志會顯著增強，如果這股對美國不信任的情緒持續在台灣社會蔓延，可能動搖台灣社會的防衛決心，此外還會波及其他盟邦對美國的信任，這就會讓北京的對外認知戰更有可乘之機。
台灣外交「站錯邊」
與 Glaser將問題歸因於美方不同，前國務院顧問惠頓（Christian Whiton）則把矛頭轉向台灣。他在 Domino Theory發表的〈How Taiwan Lost Trump〉一文直言，台灣過度靠攏民主黨的價值論述，卻忽視共和黨新右翼的語言，導致與川普的關係惡化。此外，蔡英文2017年主動與川普通話，贏得政治資本；2025年賴清德卻未能及時祝賀川普當選，換來比日韓更高的懲罰性關稅。在後續的〈What Taiwan Should Do〉的文章中，惠頓則建議台灣應主動提出「自主防衛聲明」，明確表態若遭封鎖或入侵，將「以自身資源抵抗到底」，而非等待美軍派兵。
安全承諾vs經貿摩擦
前白宮國安會印太官員Alexander B. Gray則提出更務實的論點。他在《外交家》投書〈America’s Support for Taiwan Is at a Critical Juncture〉中指出，美國社會對海外承擔的疲勞感上升，如果台灣開始被視為「不認真防衛自己」，將逐漸失去兩黨支持。Gray特別批評國民黨凍結部分軍事計畫，並將國防預算政治化，這在華府看來是危險訊號。他主張台灣應將國防支出提高到 GDP 5%，投資不對稱戰力，並建立跨黨共識。
對華府而言，軍費增加不只是資源問題，更是「可信承諾」的象徵。若台灣無法釋放足夠強烈的自我防衛訊息，美國的決策者與輿論便可能懷疑其決心，進而影響支持意願。同時，Gray也提醒，經濟議題與安全利益應切割處理。川普的高關稅固然尖銳，但不代表美國會撤回安全承諾。透過持續性的協議與制度化合作，例如《美台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雙方仍能在經濟摩擦之外維持戰略合作，避免誤讀成戰略撤退。
台灣須承擔更多責任
Elbridge Colby在2025年3月接任國防部政策次長的國會聽證會上直言，台灣必須把軍費提高到GDP的10%，才能真正嚇阻中國。Colby延續他在《拒止戰略》中的思路，認為美國應聚焦印太，但資源有限，盟友必須展現更大承擔。他同時呼籲日本與澳洲應明確表態在台海戰爭中的角色，以顯示整個同盟體系的決心。
Colby的要求反映一個核心邏輯：國際體系本質上是弱肉強食，安全只能仰賴實力。Colby的「責台」觀點固然嚴苛，但其背後是美國戰略資源有限的現實。若台灣無法展現自助決心，美國將缺乏國內政治動能來持續投入。這種「責任轉嫁」確實凸顯出台灣必須提升自我安全的迫切性。
台灣的選項：承擔與自助
在這些不同觀點的交鋒中，台灣的政策選項愈加清晰。台灣不能再陷於「疑美」的被動情緒，而必須主動展現承擔。在國防預算方面，雖然不可能達到 Colby所要求的GDP10%，但逐步固定提高到3-4%，則是可行且必要的方向，並且應將重點放在不對稱作戰能力的投資上，例如無人機、防空系統、反艦飛彈與資安防護，確保有限資源發揮最大嚇阻效果。
社會層面上，延長後備役訓練時數與改善裝備，讓後備力量不只是「帳面兵力」，而是真正可用的嚇阻力量；同時鼓勵民防組織與基層社區參與，形成全民防衛的社會韌性。這些投資不僅提升戰力，也能在心理層面增強全民戰意。政治上，台灣必須展現「自助」的決心，每當美國軍艦通過台海或國會代表團訪台時，政府若能同步宣布新的國防投資或改革措施，便能形成互相呼應的效果，減少「台灣只是被動依賴」的印象。
在川普 2.0時代，美台互動將更多建立在「可見、可計、可交換」的利益基礎上。對台灣而言，調整方向至少有三。第一，跨黨派維繫人脈，不押寶單一政黨或派系，而是維持在華府的制度性人脈網，確保政權更迭不致造成外交斷層，同時降低北京利用美國政黨分化的空間。第二，主動提出對價方案，在軍售、能源、科技合作上，設計能讓美國「立即看見成果」的提案，例如加碼軍購換取優先交付，或在能源合作中引入美企投資。第三，重新包裝台灣價值，在共和黨新右派的語境中，將台灣安全與美國經濟利益直接連結，讓「挺台」對美國內政利益有感，並同時向北京釋放台灣防衛與國際合作的雙重訊號。
美國的責任：信任與承諾
因此，美國必須展現清晰而可見的支持。政治層面上，高層互訪與公開表態至關重要，美國總統、副總統或國務卿應在重大場合重申「台灣安全符合美國核心利益」，國會跨黨派代表團也應持續常態化訪台，確保對台承諾不隨政黨輪替而動搖。同時，在 G7、APEC等場合為台灣爭取參與空間，避免孤立。軍事上，美國應持續進行可見的嚇阻行動，包括定期軍艦通過台海，展現航行自由的堅持。這不僅是軍事操作，更是具體訊號，向北京與台灣同時傳遞「美國不會缺席」的訊息。
經濟方面，美方應加速推進《美台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後續談判，避免經濟焦慮演變為政治不信任；在「對等關稅」政策下，也需設計例外或緩衝機制，避免把台灣與中國一視同仁。這些安排能透過制度化合作減少誤判。最後，在公共外交與社會心理層面，美國應與台灣合作反制北京的認知戰與假訊息，避免疑美情緒被操弄；加強教育與青年交流，深化民意連結；並且以「災害應變」或「社會韌性合作」為名，進行跨國撤離與危機演練，既能展示美國「有準備、不會棄台」，也能避免被誤解為「提前規劃撤退」。
結論：走向雙向合作是唯一的道路
從以上幾位人士的觀點論述來看，無論是Glaser與Lan提醒美國責任的重要，還是Whiton指責台灣外交「選邊站錯」、Gray要求更高的國防承擔，或Colby強調實力至上的嚴苛「責台」，都反映出一個共同的現實：台灣既擔心美國不可靠（疑美），又被要求付出更多（責台）。這正是當前台美關係的矛盾核心。
台美雙方都須瞭解，台灣的安全最終仍取決於台灣自我防衛的決心；雙邊穩定的合作需要制度化安排；可靠的承諾必須透過具體行動才能受到信任。唯有台美雙向合作，台灣展現自助決心，美國釋放可靠訊號，兩者互為支撐，方能打破疑美與責台的惡性循環。台灣才能在中美角力的風暴中保持安全與戰略價值，也才能讓亞太盟邦確信：美國仍是值得信賴的夥伴，而台灣則是可靠且有承擔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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