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以來，美國總統川普第二次執政，不僅在經貿政策上持續施壓盟友，也在外交上展現強烈的個人主導風格。無論是拒絕台灣總統賴清德過境紐約，或是單方面對台商品加徵20%高關稅，都顯示出川普政府對台政策正進入一個重整世界經貿秩序下的「重新排序」階段。這樣的變化不代表台美關係出現結構性崩解，而是提醒台灣必須重新理解川普的外交邏輯與制度風格，調整自身的回應節奏與策略設計。
川普日前在蘇格蘭的豪華高爾夫度假村接受右翼媒體《Breitbart News》專訪，自豪宣稱其任內曾成功調解多起國際衝突，包括阻止印度與巴基斯坦開戰、化解柬埔寨危機，甚至聲稱總共「解決了六場戰爭、十二個國家」。這場專訪與其說是政策宣示，不如說是川普式「總統作風」的再次展演：強調個人魅力勝於制度流程，重視人脈關係勝於專業評估，並以自我為中心來定義外交成功。
川普對個人關係的強調並非偶然。他多次誇耀自己與習近平、普丁甚至金正恩的私人交情，似乎認為國際關係的關鍵，在於領袖之間是否「談得來」。這種風格，難免引發外界對其是否重視外交與情報部門專業建議的疑慮。當決策依賴個人直覺與主觀評估時，官僚機構再完善的報告與情勢分析，也可能淪為配角。
這樣的行為模式，其實可用美國政治學者巴伯（James David Barber）所提出的總統人格四類型加以理解。他將總統分為四種人格：
- 主動正向型（active-positive，如甘迺迪、老布希）：樂觀進取，善於溝通。
- 主動負向型（active-negative，如尼克森）：投入程度高但動機焦慮，執著權力。
- 被動正向型（passive-positive，如雷根）：尋求好感，避免衝突。
- 被動負向型（passive-negative，如柯立芝）：冷漠保守，迴避政治操作。
其中，「主動負向型」最貼近川普的作風：極度投入於權力操作，執著控制局勢，動機則來自不安全感與對自我形象的維護。對川普而言，外交是交易而非制度，他更在乎「可見的戰略價值」與「可操作的交換條件」。
因此，當面對一位高度個人主義、非制度取向的總統時，不能只用傳統制度框架去期待其外交行為。
川普的決策邏輯，經常跳脫體制規範，轉而聚焦於雙邊交易、領袖關係與直接回報。這對台灣形成一種「不對稱的期待」風險：一方面，台灣長期依賴《台灣關係法》、國會友台網絡與兩黨共識等制度性連結維繫台美關係；但另一方面，川普卻未必將這些視為優先依據。他更關注是否值得交易、是否有利可圖，而非制度角色或道德承諾。
近期川普拒絕賴清德總統過境紐約一事，被媒體形容是川普為促成川習會而將其他事務排除在外的結果，這種政策排序，正是川普式思維的具體寫照。
然而，這並不表示台灣的地位因此被削弱。台灣在亞太地緣政治棋盤上的價值仍無法被忽視。 （相關報導： 陳厚銘觀點：川普對等關稅與232條款─從國際談判到韌性治理的戰略解析 ｜ 更多文章 ）
無論是半導體產業在全球供應鏈中的核心角色、台灣海峽在區域軍事戰略中的關鍵位置，或是作為「中國之外的華人民主典範」，都賦予台灣重要戰略意涵。因此，問題不在於台灣是否重要，而在於能否被「放進川普的雷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