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燕婷觀點：美國空襲伊朗後─以色列邱吉爾vs新1979革命？

6月13日以色列空襲伊朗後，雙方開始了飛彈互射的戰爭「悶燒」，並也陷入各有難處的戰略困境。

首先是持續挨打的伊朗。基本上從13日戰爭爆發起，伊朗的軍事人員與資產就被以色列不斷削耗，國家尊嚴也連帶透支。而衰弱的「抵抗軸心」（Axis ofResistance）除了胡塞還在積極活動、持續襲擊以色列，其他板塊基本都是偃旗息鼓，不願捲入無妄之災，更不要說中國、俄羅斯、海灣阿拉伯國家等其他更有力行為者。

不過以色列的表現同樣一言難盡。首先是各方公認「固若金湯」的防空系統，明顯在開戰後被伊朗飛彈持續穿透、造成死傷。而這種神話破滅的強烈溫差，也體現在看似驚人的斬首轟炸上：以軍攻勢排山倒海、彷彿就要終結伊朗核計畫，但21日以色列外長薩爾（Gideon Saar）公布答案時，竟然只是「把伊朗發展核武的可能性推遲了2到3年」。此外以色列還想一勞永逸根除威脅，所以鼓吹伊朗民眾「發動起義」，結果伊朗不僅至今沒有爆發大規模內亂，還湧現了反以聲浪。

簡單來說，伊朗傷痕累累卻皮粗肉厚，以色列大殺四方卻成效有限，雙方在這輪衝突升級後，還是回到難分輸贏的彼此僵持。這就導致美國的下一步成為焦點：究竟是來回約束推動衝突降溫，還是作壁上觀放任兩國撕扯，又或是親自下場進行打擊？

從後續發展來看，川普（Donald Trump）顯然選擇最後一種：在6月22日出動美國海軍與空軍，轟炸伊朗的福爾多（Fordow）、納坦茲（Natanz）、伊斯法罕（Isfahan），並在行動後發表電視講話，宣稱已經「徹底摧毀」伊朗的關鍵核濃縮設施，「如果伊朗不尋求和平，美國將發動更多襲擊。」

但這種做法似乎沒有解決問題，而是留下更多問號：如果伊朗的關鍵核設施已經徹底被毀，伊方還有什麼誘因要重返核談判？如果美國只是誇大戰果，那麼伊朗經歷這次轟炸後，為何還要投降棄核、而不是堅定擁核？且如果這次打擊沒有促成降溫，反而導致伊朗更強硬，那麼美國的下一步還剩多少升級空間？是祭出更大規模轟炸、斬首最高領袖哈米尼（Ali Khamenei），還是繼阿富汗與伊拉克後加開伊朗戰場？

種種問號，其實都代表了更多不確定性，正如川普的「以打促談」，其實就是「火上加油」一體兩面，而這也無疑是導致戰爭爆發的重要關鍵。

美國偏離戰略模糊

回顧戰爭發展，美國、以色列與伊朗的對峙當然經年累月，但會走到開戰這一步，關鍵還是各方的每一次選擇。

首先是2023年10月的「阿克薩洪水行動」（Operation Al-Aqsa Flood），這是哈馬斯對以色列的軍事反撲，也是以色列與伊朗多年敵意的積重難返，更是2025年兩國戰爭的第一縷硝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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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雙方只是圍繞加薩進行博弈：以色列為了殲滅哈馬斯，不計形象猛烈用兵；伊朗則為保住哈馬斯這顆棋子，大膽調動「抵抗軸心」協同作戰。戰火於是在雙方你來我往間，從加薩一路延燒到紅海、敘利亞、黎巴嫩，並在2024年4月迎來第一次升級：以色列轟炸伊朗駐敘利亞大馬士革使館，伊朗則在幾天後對以色列發射一波飛彈。

接著是同年10月的第二次升級：在以色列7月暗殺哈馬斯領導人哈尼亞（IsmailHaniyeh）、9月暗殺真主黨領導人納斯魯拉（Hassan Nasrallah）、10月1日入侵黎巴嫩的背景下，伊朗再對以色列發射近200枚彈道飛彈，引發後者的又一輪報復。

但前述事件都還不是戰爭起點。畢竟從各方反應來看，兩次升級其實都沒有真正點燃戰火，反而是在美國的反覆協調、以伊的勉強克制下，各自虛晃一招緩緩退場。

而這種「虛晃一招」背後，其實就是以色列與伊朗的各自兩難：以色列雖想一勞永逸解決核問題、瓦解「抵抗軸心」，卻不可能在沒有美國進場的情況下，單槍匹馬推翻伊朗政權；正如伊朗雖想大規模打擊以色列、挽救「抵抗軸心」與國家尊嚴，卻也不敢賭「美國一定不介入」的地緣風險。

換句話說，美國雖不是衝突的直接當事方，卻是這段關係的重要樞紐，具有同時約束伊朗與以色列的特殊能量。而這種能量一言以蔽之，就是擺出模稜兩可的「戰略模糊」姿態，以「美國未必會介入」來阻止以色列冒險、以「美國可能會介入」來嚇阻伊朗。而這背後當然也出自美國的戰略兩難：華盛頓不可能拋棄以色列，卻也不願意在撤出阿富汗與伊拉克後，還重返中東挑戰難度更高的伊朗，至少拜登（Joe Biden）時期都是如此。

不過「戰略模糊」是否奏效，其實還是一個結果論問題：美國當然承諾支持以色列捍衛國家安全，但如果以色列真的相信美國開給自己的「空白支票」不會跳票，當然也就不必顧慮「美國未必會介入」的風險，完全可以在伊朗第一次打擊以色列本土進行報復後，就迅速加碼直接開戰；同理，伊朗當然認為美國不願重返中東戰場，但如果德黑蘭真的確定美國不會孤注一擲、為以色列出兵，那也就不必顧慮「美國可能會介入」的風險，而是可以在以色列轟炸駐敘利亞大使館、斬首「抵抗軸心」各領導人、甚至入侵黎巴嫩與敘利亞後直接開戰。

但從結果來看，這些情境都沒有在2024年的兩次衝突升級後出現，畢竟以色列不想打一場不會贏的戰爭，伊朗也不想走向政權垮台的毀滅結局。顯然，「戰略模糊」還是發揮一定作用，既限制雙方的行動選項、也確保了衝突的熔斷機制。但這種機制的成形，本身也就預示風險所在：如果美國不再奉行既有的「戰略模糊」姿態、開始走向「戰略清晰」，不論是大力支持以色列、或公開示弱自己根本無力阻止伊朗，衝突都可能衝破護欄迅速升級，2025年6月的以伊戰爭就是直接結果。

從事件背景來看，以伊敵意當然已經積重難返，但會瞬間升級到大規模飛彈互射的危險階段，關鍵還是川普對以色列行動「開了綠燈」，也就是作為關鍵樞紐的美國先偏離「戰略模糊」、走向「戰略清晰」，讓以色列產生「天塌下來有美國頂」的自信，才敢大幅度升級衝突，直接對伊朗發動兩伊戰爭後的最大規模空襲，而伊朗的回擊當然也就不再受限過往的「虛晃一招」，戰爭也因此失控爆發。

戰爭如何收場？

當然，眼下重點還是戰爭要如何收場。 （相關報導： 李忠謙專欄：當川普的「午夜鐵鎚」砸向德黑蘭，習近平會拉伊朗一把嗎？ ｜ 更多文章 ）

從美國的視角出發，「開一次綠燈」當然不等於「準備重返中東」，且從4月美國才剛重啟伊核談判來看，華府的對伊溫和派還是有相當政治能量，而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美國為何會在衝突爆發後精神分裂、立場反覆，連13日空襲美國究竟知道多少、外交解決期限究竟是24小時或2周、美國是否有意推翻伊朗政權，都沒辦法統一口徑，甚至就連22日空襲伊朗本身，如今也傳出是川普個人的臨時決定，更不要提眼下飽受質疑的「徹底摧毀核設施」宣稱。

事實上，類似的荒唐混亂、政策矛盾也不是第一次在美國出現。2003年5月、美國入侵伊拉克後6周，時任美國總統小布希（George W. Bush）就在電視演說中宣布「任務完成」（Mission Accomplished），表示美軍在伊拉克的主要作戰行動已經結束、美國與盟友取得了勝利。但眾所周知，伊拉克在不久後爆發大規模的宗派混戰，美軍也為此滯留當地8年之久。根據統計，小布希發表「任務完成」演說時，美軍在伊拉克的陣亡人數為104人，但截至2011年2月美軍正式停止伊拉克作戰行動時，又多了3,424名美軍在戰爭中喪生，「任務完成」也從此淪為好大喜功、過早慶祝勝利的代名詞。

但這顯然相當適合川普。早在2018年4月、川普第一任期內，這位狂人就以阿塞德（Bashar al-Assad）政權涉嫌使用化武為由，下令空襲敘利亞，並在行動後立刻於Twitter（現在的X）上宣布「任務完成」，引發各界質疑與批評。來到「川普2.0」，這種傾向又出現在處理俄烏戰爭、發動「解放日」關稅、應對中東亂局上，溫和派官僚往往被迫旁觀總統的暴走公關秀、直到大錯鑄成才被找來收拾善後。

例如4月以來的關稅戰，川普先是放任盧特尼克（Howard Lutnick）、納瓦羅（Peter Navarro）等強硬派一意孤行，直到美債與市場同陷危機，最後才讓財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等溫和派主導談判；又例如這次以伊戰爭，川普先是對以色列「開綠燈」導致戰爭爆發、又在22日下令轟炸伊朗推動局勢升溫，引發「美國是否要派兵參戰」的輿論質疑後，才讓特使魏科夫（Steve Witkoff）公開強調美國尋求外交解決，且就連民粹色彩極強的萬斯（JD Vance）也為此公開發聲，聲稱美軍對伊朗核設施的空襲已「成功阻止」其核武器計劃，「總統希望通過外交方式尋求長期解決方案」。

而這種暴走之後的立場回撤，其實也暴露華府各方的深層隱憂：如果美國決定推倒伊朗神權政府，那麼眼下的轟炸、斬首只能算騷擾戰，關鍵還是要派出地面部隊偕同以色列進攻伊朗，才有機會促成德黑蘭變天。可是這無疑會影響美國聚焦印太的戰略規劃，而一旦美伊戰爭重演越戰膠著，沖天民怨又必然影響共和黨的期中選舉甚至下一次總統大選成績。

當然，在萬斯等人出面否認美國有意推翻神權政府後，川普本人又公開宣稱「改變政權有何不可」，似乎無懼各方勸阻與質疑。不過真正推動局勢走向的，還是美國的下一步實際動作，而非川普反覆無常的政治嘴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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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以伊兩國目前還是停在飛彈互射的「悶燒」階段，且這次危機爆發主因還是美國偏離「戰略模糊」、走向「戰略清晰」；換句話說，如果美國的下一步能夠重新回歸「戰略模糊」，那麼美以伊三方衝突仍有機會仿照中美貿易戰的節奏，從互相加碼的高強度對峙，落回中等烈度、談判與對峙交織、但問題依舊複雜難解的新情境，不過這至少阻止了全面戰爭爆發。

以色列邱吉爾與伊朗新1979的對峙

但即便全面戰爭沒有爆發，問題也還是存在。

首先是以色列，不少西方媒體都指出，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已經進入一種「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式的心境」。例如擔任《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以色列特派記者、同時也是納坦雅胡傳記作者的安謝爾・費佛（Anshel Pfeffer）就表示，「以色列情報界的共識是：預測或操控伊朗政權垮台毫無意義，因為這可能很快發生，也可能要等上20年，但納坦雅胡的想法可能與情報首長們不同，他正處於一種邱吉爾式的心境中。」

無獨有偶，奈傑爾・瓊斯（Nigel Jones）也在《旁觀者》（The Spectator）發表文章《這是納坦雅胡的邱吉爾時刻》（This is Netanyahu’s Churchillmoment），表示歷史或許不會重演，卻總是驚人地相似，「納坦雅胡發現自己的戰略處境與1940年的邱吉爾完全相同：他需要將不情願的美國拖入戰爭，與一心要毀滅以色列的敵人決一死戰。」

當然，用邱吉爾比擬納坦雅胡或許有些不倫不類，但這種說法也凸顯西方觀察家對於這次衝突的直覺理解：納坦雅胡希望促成伊朗政權更迭，所以要將美國捲入戰局。

而這種力求一勞永逸的強烈偏執，其實來自納坦雅胡認知中的以色列危局：以軍雖在歐美支持下四處用兵，持續蹂躪加薩、黎巴嫩與敘利亞，卻還是沒有真正根除伊朗威脅，整個「抵抗軸心」除敘利亞在2024年12月偶然變天外，真主黨、胡塞、哈馬斯、伊拉克民兵至今沒有解除武裝，而美國卻已經啟動與伊朗的核談判，明顯是想重回歐巴馬（Barack Obama）時代、對於伊朗核發展「眼不見為淨」的悠閒自在，全然不顧以色列已經為了戰爭渾身浴血、聲名狼藉。

而這種莫名其妙的「自認委屈」，在拜登任內相對無用武之地，因為前者顯然不會給以色列一勞永逸的冒險空間；但輪到立場擺盪極難預測、政策變換宛如萬花筒的川普政府，納坦雅胡的狂想反而有了實現可能：只要在川普擺到強硬光譜時積極提議，就有機會換到「一次綠燈」，這次是對伊朗的大規模空襲與斬首，下次就可能是新攻勢。因此只要川普依舊主政白宮，納坦雅胡就很難真正脫離「邱吉爾心境」。

但伊朗同樣也是如此。

當前的伊朗正在經歷「新1979革命」的權力整風。而所謂「新1979革命」，並不是要重演過去推翻巴勒維王朝（Pahlavi dynasty）的政權更迭，反而是要鞏固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成果，並且確認哈米尼的強硬內外政治路線獲得繼承：對內強化宗教與保守規範，對外則聚焦打造「抵抗軸心」作為戰略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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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即便以色列斬首了許多高級將領，繼任者也未必會是特拉維夫樂見的溫和派。例如新任伊朗武裝部隊總司令阿米爾·哈塔米（Amir Hatami），就是主張伊朗應該擴張「抵抗軸心」、建立戰略縱深的「主動威懾」（active deterrence）派；就連最高領袖哈米尼自己，也已啟動緊急繼任備案，挑選了3位可能繼任者，且3人意識形態都符合哈米尼標準：奉行革命，並在伊朗社會推行伊斯蘭教。

再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其實這股力道也不是當前浮現，而是早在魯哈尼（Hassan Rouhani）時代核協議生變後，就悄然開始了政治回潮，相關跡象包括哈米尼在立場溫和的魯哈尼卸任後，隨即扶持強硬派的萊希（Ebrahim Raisi）在2021年選上總統，而後者也在就職後推動了一系列強硬政策，包括強化對「女性不正確佩戴頭巾」的取締。如果不是2024年的墜機事件，萊希本有極高機率成為伊朗的下一任最高領袖。

當然，戰爭後的積極人事任命、備案出台，其實也反映當權強硬派的深層焦慮：改革派可能利用戰爭導致的權力真空擴大勢力，所以必須先下手為強安排人選。不過從哈米尼目前仍能任命強硬派接任重要軍職、同時擇定接班人，伊朗也始終沒有在核談判中放棄濃縮鈾這個底線來看，溫和派至今沒有獲得太多紅利。

至於伊朗民意對神權政府的憤怒，平心而論，這股能量確實不容小覷，其背後既有對西方自由民主的嚮往，更夾雜了對保守宗教路線的鄙視、以及對1979革命後新特權階級的憤怒，且制裁帶來的經濟凋敝無疑又放大了這股能量，導致近年的伊朗頻繁爆發大規模示威，導火線從懷疑選舉舞弊、燃油價格上漲，一路延燒到取締頭巾的過度執法，可以說是一點星火即刻燎原。

問題是，這些示威衍生的騷亂，最後毫無例外都被政府強勢鎮壓。改革派或許能對示威添柴加火，卻顯然沒有將騷亂上升到內戰的政治與軍事能量；正如立場溫和的總統裴澤斯基安（Masoud Pezeshkian）雖能在民意支持下當選，卻始終無法干涉哈米尼、伊斯蘭革命衛隊主導的「抵抗軸心」戰略，也無法阻止頭巾的取締。

且伊朗民間也不是只有反政府的聲音，甚至所謂「反政府」本身，也是無法相互團結的割裂板塊。筆者曾經走訪伊朗的設拉子（Shiraz）、亞茲德（Yazd）、伊斯法罕三地，在城市化程度相對不高的地區，清真寺就是串連政治穩定、信仰意識形態、社群網絡的三重焦點：教士們除了闡釋教法，還要在禮拜時進行政治宣講，內容大多聚焦反美反以意識形態，而這也理所當然成為保守派民眾的聚會平台。

這些民眾當然不贊成革命衛隊高官貪污濫權，卻也不代表他們就想接受西方的「精神汙染」；同理，保守派底層民眾確實會因物價高漲上街示威，但這不等於他們同意「城裡自由派年輕人」的頭巾改革訴求。整體來說，伊朗還是一個社會怒氣駁雜在不同階級、文化光譜間的複雜國家，因此納坦雅胡念茲在茲的「伊朗民眾大起義」，短時間內恐怕不容易出現。當然，部分民眾看到革命衛隊高官被炸死時，心中或許會有那麼一絲竊喜，但當飛彈真的砸向自家屋頂時，以色列就必然只剩侵略者身分、而非解放者。

而其實不論是「邱吉爾心境」或「新1979革命」，都來自以伊雙方的偏執與豪賭：以色列顯然認為只要神權政府存在，核問題就不可能解決、「抵抗軸心」也不會瓦解，因此想藉鬧大衝突迫使美國介入，一勞永逸推翻神權政府；伊朗則仗著美國有意撤出中東，所以大膽豪賭時與勢都在自己這方，相信只要自己打死不退，就能為核問題、「抵抗軸心」熬到發展的機會之窗。

而在雙方都是強硬派主政的背景下，以伊對峙已經不是有或無的簡答題，而是關乎時機、方法與烈度的複雜光譜。說到底，美國回歸「戰略模糊」或許有助衝突降溫，卻很難終結這場沒有終點的戰爭。

*作者為《香港01》國際評論主筆。本文原刊《香港01》，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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