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二時，正值台灣光復之初，當時我的國文老師王賢春才26歲，戴著一副圓框眼鏡，一身直筒剪裁的旗袍，沒有開岔，也無腰身，搭著白襪黑布鞋，像50年代的北大青年。那種布鞋現在已經見不著了，常是家裡的媽媽或者阿嬤趁著晚上孩子們都睡覺的空檔，用粗針一針一針地將好幾層的布納進鞋底來的。
王老師啟蒙了我的寫作與閱讀，這兩件事，幫助自少年起即帶有叛逆性格的我回歸常軌，影響了我一生。
那個年代，同學們的國語說得仍不流利，作文也比較不通順，班上有一位同學不懂得如何使用「的」字，寫作文題目「我的家庭」時，他寫道：「我的家庭的、有爸爸的、媽媽的、阿嬤的、阿公的、弟弟的……」，「的」字用得太多，直到現在開同學會，我們還戲稱他的外號「阿的」。
有一天，王老師將作文簿發還給我們，並一個個講評，輪到我的時候，她說：「春明，你的作文如要寫好，不能抄。」她認為我的作文是抄襲的，這可是冤枉我了，我的作文之所以比較通順，是因為我經常與家裡附近的外省同學交談，他們是國防部的聯勤被服廠的員工家眷，因缺乏宿舍，便在我家附近租屋居住。雖然他們說話有不同的腔調，但常以國語溝通，使得我的作文表達更為流暢。
老師發掘寫作才能
面對老師的懷疑，我當下請她讓我再寫一篇，老師笑著答應了。我又要求老師重新出題，老師給了「我的母親」這個題目，我愣了半晌，因為母親在我8歲時已經過世了，於是，老師要我將對母親的印象寫出來即可。
其實，除了因為調皮挨打，我對母親只餘模糊的印象，思量許久，當晚寫道：
八歲那年，媽媽過世了，留下我們幾個小孩。特別是年紀仍幼小的弟妹們，每天都哭著要找媽媽，哭得奶奶心煩，她便用閩南語說：「恁老母就去天上做神了，袂叨位去討老母？」（你們的母親已經仙逝了，要我去哪兒要回母親來？）雖然我並未如同弟妹一般哭著找母親，但心裡也十分想念她，而祖母的那句「媽媽已經到天上做神了」貫進耳裡，我順著那話語抬頭往窗外的天空一看，天上有星星、也有烏雲，就是未曾見到母親。
我的作文約略寫了這樣的內容，隔天王老師看了文章很欣喜，她感受到我對寫作是真的有興趣。
再隔天，老師又喚我過去，我還記得那日冬陽普照，她的桌案上放著我被翻開的作文本，由斜側望去，清晰可見上面許多硃筆批閱的痕跡。老師眼眶泛紅並抬起頭對我說：「春明，你這篇文章寫得很有感情呵。」事後回想，也許並非我的文章寫得如何好，而是當時26歲的老師，隻身渡海來台，見到孩子這樣懷想母親的文章，也引起她的思念吧！
因為閱讀走出自憐
老師的讚美使我受寵若驚，她又勉勵我，如果要在寫作上進步，務須多閱讀，並贈送我《契訶夫短篇小說集》、《沈從文短篇小說選》以為鼓勵。這兩本書相當舊，紙張也不好，書角因為時常翻閱已經磨圓了，但它們使我像著了魔一般，尤其是契訶夫筆下歷盡艱辛的人物們，雖與我非親非故，時代與背景又如此遙遠，卻引發我的悲傷與同情，更使我從心底為他們的處境打抱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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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亦然，雖然他的筆觸較為浪漫，描寫一地的山川景物如此美好，但生活其中的大眾卻異常勞苦而貧困，兩相對照之下，那般情境更使人不捨，他們的作品，讓我不禁落淚。
在此之前，我從未為他人流過淚。母親過世三年後，父親續絃，我與繼母相處不睦，經常挨打，那時會流淚哭泣，僅是出於自憐的情緒，好似蠶寶寶化蛹之後作繭自縛。人一直處在自憐當中，便無從破蛹而出，自在地飛翔。
當時我的生活條件並不好，閱讀這些社會寫實與浪漫寫實的作品，其中盡是窮苦百姓的遭遇，除了感同身受之外，也使我跨出自己貧乏的生活領域，擴充生命經驗。王老師贈的兩本書就此一直伴隨我，即使離家出走時我都帶著。
老師，我得獎了
某一天上課之際，校長領著一些身著中山裝的人進教室，要王老師立即隨他們離開，我記得她十分鎮定地對我們說：「各位同學，你們都是中國的好寶寶，只要你們好好念書，咱們中國就有希望。」
事情發生得太突然，沒有人聽得懂老師的意思，她就這樣被帶走了。隔天，鎮上口耳相傳：羅東中學抓到一個匪諜，是中國共產黨南方工作隊！說的正是王老師。
然而，在我記憶中，她從未在課堂上宣傳過共產主義，只記得有一次她教我們唱的一首歌：「他頂頂傻，鼎鼎有名的大傻瓜。三加四等於七，他說是等於八。哈哈真笑話，豈有此理，糊裡糊塗真傻瓜。他為什麼傻？就因為沒有進學校，進了學校就不會這樣傻。」這樣的老師竟遭判刑伏法了。
多年後，我得到第二屆國家文藝獎，上台領獎致詞時，王老師的身影浮現在我腦海裡，我向台下深深地一鞠躬後，仰望著上方說：「王老師，我得獎了。」王老師對我的影響十分深刻，我因她感受到閱讀的能量。
圖書館才是我的教室
後來，我考上台北師範，但因為打教官違反校規而被退學，南下就讀台南師範。有一門「測驗統計」課，以十分科學的方法幫助學生掌握未來教學的成效，這門課根據的是學者桑代克所主張的：「凡存在的東西，必有數量；具有數量的東西，必可測量。」
老師講授這門課時，我舉手發問：「孟子說『性本善』，那麼『善』便是存在的，但『善』要怎麼測量？」不顧老師滿臉的不悅，我又追問：「荀子又說『人性本惡』，那麼『惡』又要怎麼測量？」老師認為我是在搗蛋，將我攆了出去，還記了曠課，之後我的操行成績甚至因為曠課紀錄被扣到不及格。
如今想來，真要感謝這位老師，師範學校採軍事化管理，上課期間不容許學生在教室外逗留，我被老師攆出教室後，反倒有理由待在圖書館。
當時是民國40年代，正值白色恐怖時期，舉凡中國大陸或日本作家的作品皆遭查禁，即便是他們翻譯國外的作品也不允許上架。我在圖書館的書架上發現了成綑並排存放的報紙，在好奇心驅使下，踏著凳子將它們抱下來，報紙上以紅色原子筆寫著「禁書」兩字，激起了我的興味。
由於禁書難得，我就算熬夜也想讀完，甚至當起了雅賊。當時我對閱讀充滿饑渴，若說飲食是肉體的糧食，那麼閱讀便是我的精神糧食了。
有一天，劉老師問我：「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原來當天是我的生日，老師贈送我一份生日禮物，是余光中翻譯的《梵谷傳》，原文書名是Lust for Life，意為「生之慾」。
書的扉頁上寫著：「春明，你的聰明才智，有如一座礦產，但是礦產要小心慢慢地開採，要抱持童心，梵谷就是你的榜樣。」諸如此類的勉勵，使我感動莫名。我原本便喜愛畫畫，只要心中覺得孤獨時就畫畫，讀了《梵谷傳》，更被當中的鬥志深深感染。
閱讀像飲食一樣自然
作家將所思所想化為文字，留在文學作品中，即便已經身故，但其中生命、思想的能量卻能透過閱讀，轉化到讀者身上。文學作品更是世界性的，即便種族不同，卻有相同的人性，好的文學作品如此栩栩如生地刻劃這些人性的故事，帶給讀者感動。
有文字，才有閱讀，文學在台灣經濟發展後才真正普及。早年因物質條件不佳，有許多文盲，他們雖然無法透過文字得到啟迪，但經由口述或戲劇演出，還是能從故事中
得到啟示，過往人們聽說書、看戲劇，那些忠孝節義、勤勞節儉的故事，也因此代代流傳下來。
所以除了閱讀，朗讀也能傳遞文字的力量。事實上，朗讀故事在歐洲相當普遍，黃大魚藝術基金會由此發想，已經舉辦了11年之久的「悅聽文學」原作者朗讀活動。
因此，我認為閱讀的首要並非解析，而是普遍化，如同飲食一般，人並非先理解營養學，明白蛋白質 、脂肪等成分的分子結構，才開始飲食；也不會因為學習更多知識，便能消化得更好。
人文的普遍化要先由興趣與習慣的培養開始，倘若缺乏閱讀興趣，即使將書放在枕頭邊，也未能有作用；假使對閱讀有興趣，翻山越嶺也會往圖書館借書來看。
為兒童培養閱讀興趣
只是，現今出版業愈來愈不景氣，大家幾乎都有手機、平板電腦，許多出版社接連倒閉，表示我們已經不閱讀了。閱讀的普及真是要靠習慣的養成，有一任教育部部長是我的朋友，他曾向我說，自己募了一些款項，想買書送到偏鄉去。我當場半開玩笑回他：「這是第二步要做的事，先培養了閱讀習慣與興趣，再送書吧！」
先有習慣與興趣，接著，養成良好的消化系統更重要，如此才能將作品中的養分，轉化成自己的能量。為了將閱讀普遍化，我開始思考，人們常說兒童是未來的主人翁，那麼我們給未來主人翁的故事在哪裡？
我從小便愛聽故事，陪祖母看戲、隨祖父到廟埕去聽說書，當時的我好喜歡哪吒與孫悟空，真要問，也說不上哪裡喜歡，只覺得他們能力過人，不屈服於權威，是打倒不公不義的英雄。哪吒的故事不一定真實，但當中的道理是真實的；童話、神話故事、小說都常常在虛構的內容中，呈現真實的價值，我們不需大費周章地論述這些價值，它們自然會深植在聽故事的兒童心中。
對的事，就努力去做
於是，我們在宜蘭經營「百果樹紅磚屋」，紅磚屋是棟古建築，已經有94年歷史了，若要賦予建築硬體生命，需要有好的軟體，就像蓋了歌劇院，還要有好的歌劇。紅磚屋的軟體是藝文活動，包括：每個週末舉辦市集，讓大人帶著小孩來聽我們說故事或者看表演、每月邀請專家達人或藝術家演講、在平日傍晚放映50年代電影等。
四年來，我們邀請了近百位演講者，說故事的場次也相仿，約有近五萬人次參與，累積了頗佳的口碑。但我們自我惕勵，還要更加精進，籌劃更多元的活動，讓孩子們從小聽故事、看到好的戲劇，培養閱讀的習慣。我想，面對未來，雖然一己之力並不大，但認為對的事，便要努力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