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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一個人老到某一種程度，自然就會忘掉不少曾經熟悉的人、事、物。我86歲了，過去常用的熟字，卻忘了不少；好在語言比文字記得牢，要寫點東西，字典就放在身邊。人也一樣，一路來很難說上千，上百的一定跑不掉，可是還記得住的，可數的也沒幾個了；這並非完全以有無情感，或是物質上的利害關係，以及以時間的長短等等，使之深記。更奇的是，也不是下意識特別去記他。它自然就會有一種莫名的力量，使他烙印在心。

我國二時，正值台灣光復之初，當時我的國文老師王賢春才26歲，戴著一副圓框眼鏡，一身直筒剪裁的旗袍，沒有開岔，也無腰身，搭著白襪黑布鞋，像50年代的北大青年。那種布鞋現在已經見不著了，常是家裡的媽媽或者阿嬤趁著晚上孩子們都睡覺的空檔，用粗針一針一針地將好幾層的布納進鞋底來的。

民國五十年初，台灣的農業開始解構，年輕人口外移到都市，台灣的社會結構、家庭結構也開始改變。我當時很年輕，也到了台北發展，我當時租的房子是木造的日式宿舍，分租的房間只有三坪多，浴廁共用。那時我已經很喜歡寫作，但在這麼小的空間裡，根本找不到地方可以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