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賈忠偉觀點  

「李德•哈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中對於日本偷襲珍珠港有這樣的評論：此次襲擊給日本帶來了三大利益：（一）美國太平洋艦隊實際上已經暫時完全喪失活動能力。（二）日本在西南太平洋的作戰可以安全的不受美國海軍的干擾，而珍珠港任務部隊也可以轉用來支援那些作戰。（三）日本人現在可以有較多的時間來擴張和建立他們的防禦圈。但主要的缺點是這次襲擊錯過了美國的航空母艦──那......

在《美國傳統英文辭典（AHD，TheAmericanHeritageDictionaryoftheEnglishLanguage／簡稱《美國傳統詞典》）》中對於「閃擊戰（Blitzkerieg，或稱為：閃電戰）」這個名詞的解釋是──「一種快速、突如其來的軍事攻勢，通常由陸軍和空軍聯合行動」。

矢內原忠雄早在1929年出版的《帝國主義下之臺灣》一書就頗具洞見的指出：「嘉南大圳所促進的社會關係上的變化，乃是形成大地主的土地集中與壟斷，及促使農民喪失土地而無產化。」實際上隨著嘉南大圳的通水，沉重的水租不只造成農民負擔，也出現許多地主因為入不敷出而典當、賣子、賣妹以納水出租的新聞。像「『咬人』大圳」、「水害組合」這樣的嘲諷稱法反映地主階級對嘉南大圳事業的不滿，與抗納嘉南大圳水租運動成為重要的反對力量。（註一）

統計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時，當時停泊於珍珠港的美國太平洋艦隊，被擊沉戰鬥艦6艘、驅逐艦3艘，小型船艦4艘，而另有3艘輕巡洋艦和1艘水上飛機救護見受到重傷。被擊毀各式戰機188架，擊傷63架，人員死傷超過3,500人（2,403人陣亡，1,178人受傷）。日軍僅損失了29架飛機，陣亡人數不到100人。另5艘袖珍潛艇（即乘坐兩人之「甲標的」微型潛水艇）被擊沉，還有一艘因為擱淺而1人被美軍俘虜，共9人陣亡。不過有三艘隸屬於美國太平洋艦隊的航空母艦──「薩拉托加」、「列克星敦」與「企業」號──卻因為不在珍珠港，而躲過了被偷襲的命運。其中「薩拉托加」號航空母艦（USSSaratogaCV-3）早在1941年1月就駛入位於華盛頓州的布雷莫頓（Bremerton，WA）的海軍船廠進行升級改造，整個修復升級作業直到11月底才完成，隨後在12月7日駛往聖地牙哥港，接收艦上的航空隊回歸，然後才返回珍珠港。而「列克星敦」號航空母艦（Lexingtonclassaircraftcarrier CV-2）與「企業」號航空母艦（USSEnterpriseCV-6）在珍珠港事件發生時，正奉命前往歐胡島（Oahu，面積雖在整個夏威夷群島中排名第三，卻因為發展最早與位置最佳而成為夏威夷最繁華的中心，這裡聚集了夏威夷超過7成以上的人口）西南守備，直到12月13日才返回珍珠港。其實美軍當時只有5艘航空母艦，另兩艘航空母艦－－約克城號（USSYorktownCV-5）當時主要負責大西洋之防衛作戰，而大黃蜂號（USSHornetCV-8）正停泊於維吉尼亞州諾福克海軍基地內。也就是說，日本雖然成功偷襲珍珠港，但卻未能破壞任何一艘美軍航空母艦。（註一）另外，日本不太重視美國潛艦、船舶修理廠及儲油槽的重要性，當時負責帶隊偷襲珍珠港的指揮官南雲忠一認為，等到擊沉戰艦、航空母艦及巡洋艦之後，以第三波來攻擊這些設備即可。但後來南雲因得知未重創美軍，擔心來自陸上及航空母艦上大批飛機的空中攻擊而遭致無法承受之損失，因此取消了第三波攻勢……這些攸關美國艦隊是否能迅速恢復戰力的武器、設施與補給因此逃過一劫，使美軍復仇之日能加速到來。（註二）

曾在1949年短暫擔任中華民國陸軍總司令的張發奎將軍（1896～1980）在他的回憶錄──《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中指出，1937年（民國26年）7月底的某日下午，他奉令與何應欽、顧祝同、張治中、陳誠、徐永昌等高階將領到南京的蔣中正官邸餐敘……在飯桌上，蔣中正詢問大家對日本的看法。結論是，既然我們已決心抵抗，我們必須積極主動在上海開闢第二戰場……發動進攻把侵華日軍分割開來；其次，鑒於上海是國際政治、經濟中心，一旦爆發戰事就會招來國際干預……從戰略上來看，黃河流域的大平原易攻難守，而布滿河流、湖泊、小溪的上海地區是易守難攻的。再者，黃河流域通過兩條老舊的鐵路──平漢線與津浦線；而上海地區布滿了公路網及幾條鐵路，最著名的是滬寧路與滬杭路。（註一）縱橫交錯的公路及鐵路網非常有利於物資（與軍隊）運輸（註二）。

【在西元1179年，由教宗亞歷山大三世（約1105～1181）主持，共有302位主教參與的第三次拉特朗大公會議（TheThirdCounciloftheLateran）中，信奉基督教的歐洲就試圖透過立法來阻止猶太人生活在基督徒之間。但一方面因為中世紀的歐洲城市結構太亂，再來則是受到地形地貌的限制，根本無法完全把猶太人完全地封閉在隔離區裡之內。】

由於中國為緬甸的宗主國，再加上兩國交界地區大部份為崇山峻嶺，諸多大江如金沙江（即伊洛瓦底江）、怒（潞）江（薩爾溫江）、湄江（瀾滄江）貫穿其間，導致兩地邊境存有許多模糊地帶，在英國強硬併吞緬甸後，中緬要如何劃界，就成了清廷最頭痛的問題，期間雖經過兩任駐英使臣曾紀澤與薛福成的接力談判，但仍留下不少未定邊界爭議。

「『八二三砲戰』之後所謂毛沒有攻佔金門之意圖，砲擊金門是想──分化臺美關係，防止出現「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之類的說法，只是中共在砲擊失利之後自找的下台階而已。」

2009年在大陸熱播的抗日電視連續劇──《我的團長我的團》中有一段駐印軍新兵出國到印度的橋段。劇中他們都是穿著內褲（褲衩）上飛機的，但這情節是否真的存在，身為國軍後人的我們是有責任要釐清的。

在電影《永遠的0》中，主角宮部久藏看似是一位迫於無奈而參戰的飛行員，但依舊為他主動選擇成為「神風特攻隊」的行為披上了一層浪漫主義、英雄主義的外衣。同時，強調所謂家庭意識，來悄悄操弄當代觀眾的戰爭認知與史觀。通過對宮部久藏家族之愛的刻畫，將侵略戰爭美化成為一場為了保衛家人而不得不進行的自衛戰。片中另一個典型例子是這麼一個情節：一群年輕人聚餐時談及神風特攻隊的話題，有人議論「當年的神風特攻隊跟如今自殺式恐怖分子不都是一回事，都是被洗腦了」。結果，主人公佐伯健太郎拍案而起，予以反駁：「不一樣！特攻隊日標是航母，而航母是武器、和對平民進行無差別襲擊的自爆恐怖分子完全不一樣！」於是，在《永遠的0》為觀眾構建的語境中，神風特攻隊成為軍國日本英雄主義的實踐者。

蔣中正一生中最閃光的一句話

【臺灣發生惡性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包括：（一）太平洋戰爭末期，臺灣銀行承購巨額日本政府發行的公債，埋下通貨膨脹的壓力；（二）戰後生產減少、人口增加，尤其是1948～1949年中國大陸人口大量移入臺灣，使臺灣物資供給更形緊迫，增加物價上漲壓力；（三）貨幣供給量大量增加，主因為臺灣銀行以發行貨幣來融通公營企業的資金需求及政府龐大的財政赤字；（四）臺幣與中國大陸的法幣維持固定匯率，引發（舊）臺幣發行遽增的壓力。

1941年末至1942年初，西方同盟遭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後一次慘重的失敗。2月15日，英軍在新加坡無條件投降，3月7日，又棄守仰光……日軍已經佔領了除緬甸以外的整個東南亞，仰光失守後，緬甸全境陷落已不可避免。然而，此時日軍的進攻速度突然慢了下來，仰光失守後的數周內，穩定緬甸戰線的努力似乎還有一線希望，但幻想很快就破滅了。就在此時，曾經在中東地區組建過兩支特種部隊的溫蓋特上校奉命調往緬甸，去組建一支新的突擊隊……（註1）

【提到美國華裔作家張純如（1968～2004），許多人或許第一個想到的是1997年出版的《被遺忘的南京大屠殺》（繁體中文版是由台灣的天下出版社於2007年出版），這本書出版之後連續14個星期名列《紐約時報（TheNewYorkTimes）》暢銷書排行榜上，張純如在書中除了詳細記載日本人侵華的暴行之外，她希望告訴大家的是：世人必須記取戰爭所帶給人類的災難，因為「忘記屠殺，就是第二次屠殺」。

【1968年1月21日深夜，北韓（朝鮮）人民軍「一二四部隊」31名隊員秘密穿越南北交界的封鎖線，準備潛進位於首爾（2005年之前中文譯名為：漢城）青瓦臺的總統府，奉命刺殺朴正熙總統，此為「青瓦台事件」；但隨後被南韓（韓國）國軍發現，雙方展開激烈戰鬥，除了一名逃回北韓外，其餘都被當場擊斃或逮捕。

【中文《維基百科》之【仁安羌之戰】詞條中有兩段關於歐美列強去除《不平等條約》的敘述：

1860年在倫敦的MetropolitanGasAct（大都會煤氣協議）首次嘗試要定義蠟燭的亮度（燭光／candlepower／cd）時就是用抹香鯨腦油所製作的蠟燭：「重量6分之1磅（約76公克）純的鯨腦油蠟燭在每小時燒120格（grain，約7.8公克）所發出的亮度。」

《田中奏摺（為首相田中義一於1927年7月25日呈給昭和天皇題為《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的秘密奏章）》是在1929年（民國18年），由當時在中國南京出版的《時事月報》所披露的。其中主要的重點就是：「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則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於我，是世界知東亞為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這份約4萬多字的秘密奏摺（註一），在現有的紀錄上，是日籍台裔間諜蔡智堪（1888～1955）利用他與日本政黨和他在日本經商多年的朋友關係，買通皇宮書庫官，裝扮成補冊工人，潛入日本皇宮內的皇室書庫內所抄錄完成的，之後交由張學良外交秘書王家楨，再轉由媒體公佈於世。

中文《維基百科》中有關電影《投名狀》是這樣寫的：「《投名狀》是一部2007年上映的港產劇情片，陳可辛執導，李連杰、劉德華和金城武主演。該片於2007年12月28日上映。在2008年香港電影金像獎中奪得8個獎項，並包括最佳電影及最佳導演等重要獎項，李連杰亦憑此劇成為最佳男主角。臺灣的2008年第四十五屆金馬獎《投名狀》再次獲得【最佳劇情片】、【最佳導演】及【最佳視覺效果】等三項獎項。故事背景是1860年代清朝太平天國時期，故事大綱改編自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馬案。」

 

（民國27年／1938年）六月十四日：

「……確定了持久戰策略，首先必須轉換日軍作戰軸線。法肯豪森、蔣百里、陳誠等就地形研判，中國北高南低、西高東低，華北多平原，江南多山丘河流，一旦大戰爆發，日軍必迅速封鎖海岸線，同時從華北向南採取攻勢。在華北作戰對中國不利，因為日本機械兵團在華北平原暢行無阻，將輕易過黃河、取武漢，把中國一切為半，中國最精華的地區盡入日本之手，如此，『於敵有百利，於我有百害。』

【（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全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毛澤東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註一）】

【1835年7月，一位居住於中國的英國人RobertEngles在英文雜誌《中國文庫（ChineseRepository，又譯為：中國叢報，存在時間：1832～1851）》上撰文討論中國的科舉考試制度，說英國東印度公司已經採用了考試競爭原則，並預言：「這種中國人發明創造的在印度的充分發展，預示著或許將來有一天，他會像火藥和印刷術一樣，在國家制度、甚至在歐洲的國家制度中，引起另一次偉大變革……（註一）】

「優生學雖然根源於英國，「成名」於納粹德國，但是若論及研究與實驗規模之深入，大膽及持久，和對於當今基因科技影響之深遠，卻非美國的優生學莫屬－－吳豪人：《生命的美好、柔弱與尊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曾前往凡爾賽會議代表德國談判，並且參與了威瑪共和國憲法的起草設計、被公認是現代社會學和公共行政學最重要的創始人之一的著名德國哲學家、法學家、政治經濟學家、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不幸在1920年染上了當時肆虐全世界的西班牙流感，於同年6月14日因肺炎死於慕尼黑，年僅56歲（註一）。

不同於日本明治維新時幾乎100％引進西方建築式樣。當國民政府（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完成北伐，正式在首都南京推動中國近代最大型都市計劃──《首都計畫》時，對於建築形式之選擇是這麼標註的－－「其最關鍵重要之部分，則有中央政治區、市行政區之公署，有新商店街、新住宅區之住宅、其他公共場所、如圖書館、博物館、演講堂等來亦須一一新建造。關於此項房屋樓宇之建造，經過長久之研究，要以中國固有之形式為宜。」（註一）

在第二次大戰當中，盟軍曾多次使用CG-4A滑翔機參戰，首役是1943年7月的西西里島戰役、密支那戰役為盟軍第二次使用CG-4A參戰、而CG-4A參加最大的戰役則是1944年6月6日的諾曼第登陸戰（代號：「大君主作戰」——OperationOverlord）……

《辛德勒的名單（Schindler'sList）》是由美國知名的猶太裔導演史蒂芬・史匹堡（StevenSpielberg，1946～）執導，故事的原型則來自澳洲作家湯瑪斯・肯尼利（ThomasKeneally，1935～）的著名小說《辛德勒方舟（再版後改名為──辛德勒的名單）》。這部如史詩般的影片，在1994年舉行的第六十六屆奧斯卡獎（奧斯卡金像獎／AcademyAward）中勇奪──【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改編劇本】、【最佳藝術指導】、【最佳攝影】、【最佳剪輯】、【最佳原著音樂】等7項大獎。《辛德勒的名單》是敘述出身德國納粹黨的企業家奧斯卡‧辛德勒（OskarSchindler，1908～1974）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保護了至少1,200名猶太人免於被納粹屠殺的真實歷史故事。

每年的10月31日是先總統蔣中正（1887～1975）的壽誕紀念之日，同時也是國防大學（中正）理工學院院慶紀念日。

（1）官方說法：

這裡所指－－由野人山返國的主要是杜聿明指揮的第五軍，另外甘麗初將軍的第六軍是沿泰緬寮邊境回到雲南，孫立人將軍新38師當時隸屬於張軫將軍的新編六十六軍，這支部隊最晚入緬甸，但最早被打垮，除了新38師

「國府於1940年明訂「八一四」為空軍勝利紀念日，也就是所謂的空軍節，並出刊「空軍抗戰三週年紀念專冊」。其首頁記載八一四空戰「……大隊長高烈士志航，首開紀錄。斯役共擊落敵重轟炸機六架，我全無損傷……」（註一）

唱紅《玫瑰玫瑰我愛你》的老牌歌星姚莉在2019年7月19日在香港逝世，享耆壽97歲，而這天也是姚莉生日。姚莉生於1922年，原名姚秀雲，祖籍浙江寧波，與周璇、白虹、白光、龔秋霞、李香蘭（日本原名為：山口淑子）、吳鶯音等女歌手並稱1940年代上海歌壇7大歌星。姚莉在1950年移居香港，繼續活耀於香港娛樂圈，當時被譽為「銀嗓子」，跟「金嗓子」周璇齊名。

「工程技術人員是工業化的中堅力量，對裝備製造業這種技術密集型產業來說尤其如此。1934年，日本大學、高等工業學校畢業的機械、造船及車輛專業技術人員共3,648人，相比之下，1933～1935年中國整體大學工科畢業生僅3,350人，中日兩國裝備工業之發展程度與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邊界，對比極為鮮明。1929年，日本1,000人以上的裝備企業有28家，工人共66,238人；到全面戰爭爆發不久後的1938年，企業數增加到111家，工人則達到了392,525人。這還只是處於產業金字塔頂端的大型企業。而據1936年的報告，中國具有統計價值的裝備企業一共有753家，但工人僅27,000餘人，尚不及1929年日本大型裝備企業之規模。企業規模與資本規模具有正向相關性。裝備製造業屬於資本／技術密集型工業，戰前中日兩國裝備製造業在資本與技術人材上的差距，是一條巨大的鴻溝，並直接影響到兩國工業的製造能力。大型軍艦、戰鬥機、坦克、軍用汽車，日本憑藉著超過中國的裝備製造能力，不斷膨脹其野心，從「九․一八」到「一․二八」，一再挑起局部的戰火。事實上，日本的軍事冒險促進了三菱等裝備企業的成長，三菱電機社社長高杉晉一曾寫道：「三菱每逢一次戰爭就會擴大一次規模」。就這樣，軍閥與財閥相互勾結，一起推動日本走上了全面侵華的不歸路（註一）」。

【150年前，全球各地的城市，喝水就像玩俄羅斯輪盤賭博。想到十九世紀都市最具特色的殺手時，總會自然而然想起令倫敦居民提心吊膽的開膛手傑克；但在維多利亞時代，真正的城市殺手是遭污染的供水所產生的疾病（註一）】

【根據最新美國解密的文件，經過有良心的歷史學家的發掘，發掘出不為世人所知的過去，蔣公在二戰期間，不但把目光放在了中國戰場，更放在了歐洲戰場，而這些史實卻被中共的教科書埋沒在了歷史中很長一段時間裡，國軍一直被認為是無能的代名詞……在1944年的諾曼第戰場上，一支國軍部隊用鮮血告訴了世界，什麼是國軍的血性。二戰之後成立的聯合國當中，中國取得了至關重要的五常席位（即聯合國中的五個固定常任理事國），從而獲得了國際事務的發言權。世人都以為這個席位只不過是羅斯福等巨頭們的施捨，殊不知，它卻是由幾萬國軍戰士的鮮血換來的，在美國最近解密的二戰檔案中，這段歷史真相才展現在世人的面前……

「《凡爾賽和約》嚴格禁止戰敗的德國製造及輸入──裝甲（運輸）車、坦克與其它相類似的武器。嚴格禁止生產毒氣及擁有高射砲等防空武器，軍用飛機亦在禁止之列，除舊有城堡可保有若干重砲外，陸軍只允許保留204門之77毫米（mm），84座105毫米之中型砲、792挺重機槍、1,134挺輕機槍與252座迫擊砲。」

【雖然進攻馬來西亞、印尼的速度，比預期的要順利也快了許多，但面對中國遠征軍陸續開入緬甸，日軍大本營因此改變了部分戰略部署，在進攻仰光前的3月4日，緊急抽調原屬山下奉文（YamashitaTomoyuki，1885～1946，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第十八期，有「馬來西亞之虎」的稱號）的第二十五軍，由牟田口廉也中將（MutaguchiRenya，1888～1966年）率領的第18師團，並會同渡邊正夫中將（1888～1950，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第二十一期）的第56師團（龍兵團）增援緬甸的第十五軍，日軍計畫將這4個師團分成－－西、中、東三路快速向緬北進攻。西路的第33師團由仰光沿著伊洛瓦底江（IrrawaddyRiver；緬甸第一大河，全長2,288公里）往仁安羌前進；中路為竹內寬中將的第55師團（壯兵團）由緬南的勃固（Bago）向曼德勒（由於此地華人多，因此也稱作：華城）進攻，而牟田口廉也中將所轄的第18師團（菊兵團）也轉往曼德勒；在東路，由仰光登陸的第56師團經莫奇（毛奇）、壘固、東枝、雷列姆，直接撲向臘戌，日軍計畫切斷滇緬公路，並由緬甸北部，攻入中國雲南，企圖切斷我國對外聯繫的管道，希望透過兩面夾擊迫使中國早點投降（註一）──也就是說，日軍的中線與西線都只是佯攻而已，東線的第56師團才是真正的作戰主力。】

早年美國出售給臺灣的兩艘二戰末期下水的傳統柴電潛艇，售價並非外傳的30萬美金（一艘15萬美金），而是以300萬美元（每艘150萬美金）的修理費名義支付的。

仁安羌（Yenangyung）又翻譯成：「燕南揚」、「彥南揚」或「燕南羌」。位於緬甸中西部，伊洛瓦底江（IrrawaddyRiver）與賓河（PinChaungRiver，又名：拼墻河、拼牆河、平河，註一）會流處東南，東北距曼德勒（瓦城，Mandalay）283公里，南距仰光（Yagon）550公里。因這裡盛產石油，因此在日軍決心攻略緬甸之初，這裡就是他們亟欲奪取的主要戰略目標之一。

在紀錄上，滇緬孤軍在兩次撤退回臺灣的紀錄，第一次是1953年（民國42年）11月8日至隔年（1954年／民國43年）6月3日止，分成三期，先後撤退52批，共7,280人；另外根據中共方面的資料顯示：從1953年11月至1954年5月，國府共撤走李彌總部、「反共抗俄大學」、第二十六軍軍部、第93師、第193師、第4、10、18、21縱隊等部共5,472人，以及家屬1,030餘人。

在大陸《百度百科》中對於「庚子賠款」之獎學金的記載是：

☉在韓戰結束之後，有14,342位中國志願軍戰俘（註一）被以「自願」名義遣送至中華民國臺灣。這些人於1954年（民國43年）1月23日到達臺灣（註二），受到中華民國政府盛大歡迎，稱其為「反共義士」，政府並明定每年的1月23日為「一二三自由日」。經過甄別後大多數都被編入國軍繼續服役，其中還有不少人參加了1958年（民國47年）的「八二三戰役」。

中華民國在大陸時期擁有──「中國航空公司」、「中央航空運輸公司」兩家國營（官民合資）的航空公司。

在1932年（民國二十一年／昭和七年）的「一二八事變」中，隸屬於日本陸軍混成第24旅（註一）所屬獨立工兵第十八大隊（於北九州福岡縣的久留米市所組建部隊）的三名一等兵──作江伊之助、北川丞、江下武二在2月22日時，被迫以自殺式的攻擊──即使用不合格的爆破筒（原名為：班加羅爾魚雷／Bangaloretorpedo。是由英國駐印度班加羅爾的麥克林托克在1912年發明的）破壞第十九路軍的鐵絲網防禦工事時陣亡。事後日本稱這三人為「肉彈三勇士」，同年3月這三位勇士的母親被請到了東京，由陸相荒木貞夫（ArakiSadao，1877～1966）親自召見慰勉，並各頒一包金子作為獎勵。

「學界探討蔣中正對淞滬會戰之戰略時，常指出蔣有意藉擴大上海戰事，誘使日軍由北往南之進攻軸線，轉變為由東向西仰攻之不利態勢。會戰後，國軍雖傷亡慘重，但迫使日軍作戰重心南移，可說獲得了戰略上的成功。此一「軸線移轉說」遭到許多質疑，正反意見紛陳，至今仍未有定見」──蘇聖雄：《蔣中正對淞滬會戰之戰略再探》（國史館館刊第四十六期／2015年12月，頁61～101）

經過多年的失敗與延宕，1904年8月15日在美國政府的監督下重新啟動了巴拿馬地峽運河的開鑿工作。但這一年的2月爆發了「日俄戰爭」。最初美國表面上保持中立，但實際上與英國連成一氣，偷偷站在日本的背後，以對抗俄德法三國的聯合陣線。原因是美國與英國擔心俄國戰勝之後會改變遠東地區的戰略均勢，因為早在1899年時任美國國務卿的約翰․米爾頓․海伊（JohnMiltonHay，1838～1905）就曾經對外提出「門戶開放政策（OpenDoorPolicy）」－－希望能與列強共享在中國與遠東的利益，而這個政策的最大威脅，就是國土與中國相接的俄羅斯帝國。

民國34年（1945年）8月抗戰勝利之後，陸軍軍官學校原本計劃要政府遷回首都南京，無奈的是國共內戰接著爆發，因此搬遷計畫暫時被擱置。民國38年（1949年）9月，陸軍軍官學校第二任校長關麟徵將軍（1905～1980，畢業於黃埔軍校第一期）奉命將校長職位交給張耀明將軍（1905～1972，畢業於黃埔軍校第一期），但不到3個月－－（民國38年／1949年）12月初，劉伯承、鄧小平的2野（解放軍第二野戰軍）與賀龍率領的1野（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第18兵團已經兵分南北二路逼近國軍西南最後的守備基地──四川成都。

1952年7月23日凌晨，埃及爆發軍事政變──「埃及七月革命（JulyRevolutionofEgypt）」。由納瑟（賈邁勒·阿卜杜勒·納瑟，GamalAbdelNasser，1918～1970）領導的「自由軍官委員會（FreeOfficersCommittee）」推翻並放逐了由英國支持、親西方的埃及國王法魯克一世（1920～1965）。26日，法魯克國王含淚簽下了退位詔書，並在當天晚上，帶著妻子、兒女，乘坐「首都號」遊艇離開埃及，轉赴義大利定居。隔年（1953年）6月18日，埃及新政府正式宣布廢除君主制，建立阿拉伯埃及共和國（簡稱埃及）（註二）。之後納瑟為了讓軍隊能效忠新政權，於是先推舉軍中資歷較深的納吉布（1901～1984）將軍擔任埃及第一任總統，握有實權的納瑟則是隱身幕後，擔任副總理兼內政部長。由於埃及新政府堅持阿拉伯民族主義，逐漸與西方國家產生利益衝突。納瑟在1954年2月25日取代納吉布成為埃及總理。11月，納瑟再次發動政變將納吉布軟禁在家中，直到1970年納瑟因心臟病意外過世之後，納吉布才重獲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