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34年（1945年）8月抗戰勝利之後，陸軍軍官學校原本計劃要政府遷回首都南京，無奈的是國共內戰接著爆發，因此搬遷計畫暫時被擱置。民國38年（1949年）9月，陸軍軍官學校第二任校長關麟徵將軍（1905～1980，畢業於黃埔軍校第一期）奉命將校長職位交給張耀明將軍（1905～1972，畢業於黃埔軍校第一期），但不到3個月－－（民國38年／1949年）12月初，劉伯承、鄧小平的2野（解放軍第二野戰軍）與賀龍率領的1野（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第18兵團已經兵分南北二路逼近國軍西南最後的守備基地──四川成都。
那時在成都校區內還有－－第二十三、二十四兩期4個總隊總共6,000多名學生，以及300多名「國立政治大學（民國35年由「中央政治學校」與「中央幹部學校」合併而成，註一）」十六、十七、十八期（屆）自願從軍的男女同學，他們被編為第二十四期第一總隊第八中隊。當時政府命令這批軍校學生將學校暫時遷至西康省西昌市，只留第二十三期兩個步兵大隊留守在成都校區之內。原本出發日期為12月12日，但是在共諜－－第四總隊長徐幼常將軍的拖延下，延至13日，作為先鋒的騎兵大隊（為第二十三期生組成的第一總隊）才出發，其餘學生則是晚到16日於成都校區西較場宣誓：「誓死達成遷校保校歷史之任務」後出發。但先鋒部隊出發後不久，就發現交通已被截斷，只能改由康渝公路於岷江折回新津改由川雅公路西路。不幸卻遇到解放軍的包圍合擊，經過激戰，最後只能退回大邑縣城待命休整。
因此李永中將軍命部隊也轉向大邑與之會合。但剛到大邑即遭遇小股解放軍，學生軍且戰且走，不幸於20日凌晨在新津、大邑一帶的蘇場附近遭解放軍主力伏擊，結果造成－－第二總隊長李邦籓將軍（1900～1949）、大隊長李劍仇、苑毓豐等隊職幹，學生徐建業、葉明芳等陣亡，第四總隊指揮官徐幼常失蹤。在彈盡援絕下，學生軍的傷亡相當慘重（其中包含約50多名政大學生），大約只剩2,000多人突圍，集中於成都以西約100華里之大邑縣郊外關帝廟，之後少數人在第二十三期步科學生嚴靜愷（註二）的帶領下，繼續往西昌前進，另有一部分學生轉戰川康邊區，從事游擊戰。而當時臨時從軍的政大學生中則僅有數十人以軍職身分由香港輾轉來到臺灣並完成學業（註三）。在政大校友的積極爭取支持下，民國72年（1983年），由前政大校長歐陽勛（民國66年至75年擔任校長）題字的「政大精神堡壘」紀念碑於臺北市木柵政大校園的後山落成，除了詳細記載上述戰役中為國捐軀校友的事蹟外，並訂每年12月20日戰役紀念日為政大節。也是在戰役結束之後，許多被衝散的軍校學生不得不轉回成都軍校，不久就在李永中將軍的率領下投共，成都校區就被中共暫時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軍校」。 （相關報導： 賈忠偉觀點：中華民國國歌到底有沒有在1936年柏林奧運得獎？ ｜ 更多文章 ）
民國56年（1967年）5月20日，在政治大學《川西戰役紀念特刊》上，張將軍寫過一段紀念文字：「筆者正任軍校校長，護衛總裁，協調內外，工作異常繁重，十二月五日，國立大學代表楊希震先生請謁總裁，先來訪晤筆者，托為先容，他說：政大有忠貞學生三百多人，由重慶步行來蓉，他們都是反攻抗俄最堅決份子，年來隨政府撤遷，由南京而杭州而廣州，由廣州而重慶，真是歷經千辛萬苦，而他們追隨政府，服從領袖，反共到底的決心絕無絲毫的動搖，現在這三百多人，又由重慶徒步到成都，暫時借住在川大，雖然生活非常困苦，然對政府的忠貞始終如一，他們曾舉行全體學生大會，在這三百多人之中，除了一部分同學數十人，已報名參加閻院長的戰鬥內閣，準備打游擊外，還有三百餘人，一致願意投筆從戎，參加軍校，準備擲頭顱，流鮮血，以武力與共軍決一死戰，以遂他們誓死報國的志願，這是他們最後的請求，也是報國唯一的機會，務請轉陳總裁，予以接納賜准！等語。我聽了這一段話，實在非常感動，因為凡屬軍人，捐驅殺敵，這是份內的事，而軍校員生，都是軍人，將來必然要和共軍拼命到底，那也是職責所在，義所當然，然而以一批文學校的大學生，既無守土之責，又無殺敵之能，而能毅然決然，獻身軍中，這種知其不可為而為的精神，也就難能可貴了！感佩之餘，立即代為轉報總裁，總裁聽了，也異常嘉許，立令筆者立刻辦理收編訓練事宜，因為時間迫促，不容延挨，就在八日正式編隊，於是這三百多名忠貞學生，就立刻投入了軍校的行列。」（註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