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社會科新課綱發布引起了社會大眾關注，其中歷史科將更加確立「批判式」歷史訓練融入到課堂上的重要性，嘗試通過課堂上共構的關係，使師生思考「如何認識過去」並進一步探討以下幾個問題：1.「誰的歷史？」2.「誰寫的歷史？」3.「誰留下的史料？」，[1]而今天，本文將聚焦於「如何認識過去」這個從古到今不斷辯證的議題，突顯歷史教學的挑戰所在。首先我們可以將目光放在十九世紀的西方史學身上。
十九世紀在西方史學一般被視為史學的「黃金時代」，史學的研究在此一時期發展至前所未有的情況；她取代了文學、神學的傳統地位，而與自然科學相拮抗。不論她表面派別的分歧，共同的治史信念則是：歷史主義。[2]也就是說，儘管方法不同，技藝與關懷對象有異，史家宣稱：「『歷史』與『過去』是連繫在一起的，透過史家，人們得以窺探過去發生的事實，進而發現存在於世上的真理」例如威科(Vico)相信歷史是在上帝的天佑旨意下進行，人類本性僅能從歷史的過程去探尋，現代人能透過「同情的了解」知道過往人的真意[3]，而赫德(Herder)相信歷史是進步的，歷史不該帶有時代的價值或是自己的成見，且可以藉由史家的解釋得到客觀的真理，[4]或是蘭克（Ranke）致力於普遍史建立，民族、國家、政治、權力的關懷，[5]歷史學家的任務「僅在如其事而直書」。[6]
轉過頭來將目光放在中國史上，同樣我們可以注意到，司馬遷重建中國古代近三千年的歷史，係基於文獻。文獻散亂，大量聚集、精心分析，能見歷史。文獻不全真，亦非盡偽。史官及時記載天下事，豈能事事偽造？文學作品、哲學載籍，史學家藉之而呈現文士哲人風采，寧為虛構？古物遺留，最近歷史，檔案真蹟，事實所繫。盡量網羅相關文獻，參伍錯綜以求其是，近真歷史，自此顯現。[7]或是如傅斯年所說：「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他相信材料越齊全，方法愈精確，歷史研究可以獲得近乎自然科學的真實知識。[8]傅斯年宣稱：「本所（史語所）同仁之治史學，不以空論為學問，亦不以『史觀』為急圖，乃純就史料以探史實。」[9]，也就是說，做得越細緻，使用的史料量多質美且新，則歷史與過去實際上是沒有區別的，「歷史」的好壞從來就只有史學技藝（方法）的純熟與否，沒有真不真實的問題。
不約而同的，史家們相信「過去」是如水壺放在桌上一樣的實存，是「就在那裏」等著被發現，歷史學者的工作是透過史料文字的研究「發現」過去，而所謂的「歷史價值」，在於史家所呈現的「歷史」是否能精準反映「過去」的面貌與真實性，「歷史」即是「過去」，這之中並不存在多少雜質，就算有，也只是反應史家技藝的不精罷了。 （相關報導： 多維觀點》說不出口的「國家」 歷史課綱大戰走得出政治博弈？ ｜ 更多文章 ）
然而從科學到史學，為甚麼人們總是迫切追尋著甚麼是「真實」呢？在某個層面上，答案似乎是明顯的。因為如果沒有它，若干確定事務以及以它們做結論的確實性概念，例如客觀、不偏不倚、本質都會失去意義。日常生活中，我們教導學生要說「真話」、教科書的知識是「真」的、答案卷上的「正確答案」，甚至是基於真實而被定義的虛假，這些概念構成人類社會的部分，它們「被認為是」維持世界穩定的枝幹，也是求知慾的豐碩果實，倘若有天，人們不再能抓準那參照軸，那人們將無從辨別世界，而依靠真實建立的任何知識、經驗都將變成沒有用處的、虛無的存在，那以此建立的價值觀將會崩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