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22日晚，曾經在牡丹社事件中擔任日軍侵臺顧問的美裔日本人──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他有許多漢文名字，如：李聖得、李全德、李善德…等等；他的日本名字為：リセソドル；リゼソドル；1830～1899）的外孫女──關屋敏子應東京帝國大學（今東京大學）工學部之邀，在畢業生歡送會上演唱。令人意外的是，在參加完歡送會當晚深夜（23日零時30分），卻突然傳出－－關屋敏子因吞服大量安眠藥自殺身亡的消息（1904～1941）。對於關屋自殺的原因，眾說紛紜…其中最令人震驚的是：傳說她疑似捲入德國《法蘭克福日報》駐日本東京特派記者佐爾格的蘇聯紅軍間諜網事件當中，導致她不得不自殺來表示自己的清白！
該間諜網於1941年10月被日本政府破獲，總共有39人被逮捕，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日本著名文藝評論家與身兼近衛首相的秘書和囑托（顧問）的尾崎秀實（Hotsumi Ozakaki，1901～1944），而這就是有名的「佐爾格事件」
二戰蘇聯英雄間諜──佐爾格登場
佐爾格（Richard Sorge，1895～1944），1895年10月4日生於舊俄羅斯帝國外高加索巴庫（現亞塞拜然共和國首都）油田附近的Sabunchi鎮，父親是德國工程師，母親是俄國人。1898年，佐爾格的父親與高加索石油公司的契約期滿後，就帶著全家回到德國柏林居住。在1914年，佐爾格19歲時，志願加入德軍砲兵部隊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1916年因負傷住院，在住院期間結識了一位護士，受到她父親的影響，開始接觸一些共産主義經典著作。1918年1月，佐爾格正式退役並進入──柏林大學、基爾大學、漢堡大學學習經濟學，他也在這個時候加入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1919年佐爾格在漢堡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後加入德國共產黨，因為個人對於共產主義的堅持，使他原先的教師工作和煤礦工作都因此遭到解聘。1925年，佐爾格偕同妻女來到蘇聯，除入籍蘇聯和正式加入蘇聯共產黨外，也正式進入共產國際新聞處工作，專職共產國際情報處工作，負責收集、整理、分析有關於各國的工人運動、政治經濟問題方面的資料。1929年，佐爾格被吸收進入蘇聯軍事情報局即紅軍總參謀部第四局，正式成為蘇聯間諜，之後佐爾格由英國嶄轉回到德國，為了掩護間諜身分，佐爾格加入了納粹黨（Nazi，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有了納粹黨員身分的保障與掩護，佐爾格順利進入報社工作。 （相關報導： 賈忠偉觀點：抗戰時期—花園口掘堤戰略之運用、效果與歷史反思 ｜ 更多文章 ）
1930年1月佐爾格奉派到上海收集情報、並發展組織。1932年底佐爾格先返回蘇聯、不久再轉往德國。1933年9月佐爾格從德國轉到日本，成為《法蘭克福日報（Frankfurter Zeitung）》駐日本東京特派記者，並以此身分在日本成立一個代號為「拉姆齊（Ramsay）」的情報小組來收集情報，這個小組由前蘇聯、日本、德國、朝鮮、法國、英國、美國、斯拉夫、波蘭等…9個國家的30餘名情報人員組成，是紅色「國際特科」當時在亞洲及日本所佈建的重要情報網，從1939年到1941年佐爾格被捕為止，他總共向莫斯科發送了141封電報，平均每周發一次機密電報。
佐爾格在日本主要的工作有兩個：一、收集與分析日本軍事動向；二、想辦法影響日本政策，使她不向蘇聯進攻，並誘使日本轉向攻擊──美、英、荷屬東印度。
「佐爾格事件」震驚了日本社會，也轟動國際，最後不但導致內閣總理大臣近衞文麿（Fumimaro Konoe，1891～1945）的辭職，也造成整個近衛內閣的倒臺。會造成這樣的狀況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人物就是同案被捕的尾崎秀實。
尾崎秀實當時是在後藤隆之助（1888～1984）所創立的「昭和研究會」中工作。後藤隆之助是近衞文麿的京都帝大同學，在近衞文麿的贊助下，後藤隆之助於1936年創立了「昭和研究會」，「昭和研究會」內共設有12個獨立主題的研究會，尾崎秀實不僅擔任其中的「中國問題研究會」的主席，還負責全部的12個研究會的協調工作。（註一）顧名思義「中國問題研究會」主要的任務就是提供與分析有關中國的情報，並提出對中國事務的處理意見。因此尾崎秀實不但相當熟悉日本政府的中國政策，最重要的是他可以自由出入首相官邸，甚至還獲准參加首相智囊團的會議，在會議中他自然可以透過個人的力量對政策施加影響。藉助職務之便他將大量的情報，通過在上海已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日本人中西功（如後記說明）發往延安，同時他也向佐爾格提供的關於日軍已經在中國陷入泥潭的情況，而這也對史達林（1878～1953）作出是否繼續援助中國抗戰的決策產生一定影響。
尾崎秀實是派駐於上海擔任《朝日新聞》特派員期間，在美國著名左翼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 ，1892～1950／註二）的引介下，佐爾格成功的吸收了尾崎秀實，讓他成為蘇聯情報員，直接接受佐爾格的指揮。（註三）1932年2月，尾崎調回日本。翌年，佐爾格也以德國《法蘭克福報》記者的公開身份來到東京，從此兩人就開始共同合作收集有關日本的政治和軍事情報，再轉送至蘇聯與中國延安。其中取得對俄國最有價值的情報，就是在1941年11月，當德軍攻下俄國大城基輔（現為烏克蘭共和國首都）並俘虜俄國60萬大軍之後，大批的德軍轉向攻擊俄國首都莫斯科與列寧格勒（聖彼得堡），俄國命運正在危急存亡的關頭，這個時候俄國早就透過佐爾格這個間諜網探知日本無意與德國一同出兵攻擊俄國，因為當時日本認為她的頭號大敵是美國，而非蘇聯，再加上日本對於1939年5至9月──「諾門罕（坎）事件」（註四）慘敗的記憶猶新、而最糟的是當時日本大部分的兵力都深陷在中國戰場的泥淖之內，根本無力從其中抽掉兵力攻擊蘇聯。而這個情報也經過還潛伏於中國的日籍共諜──中西功和西里龍夫的進一步確認。 （相關報導： 賈忠偉觀點：抗戰時期—花園口掘堤戰略之運用、效果與歷史反思 ｜ 更多文章 ）
當時除非出現以下三種狀況：（一）莫斯科被德軍攻陷；（二）關東軍的規模3倍於蘇聯在遠東的軍事力量；（三）西伯利亞爆發內戰。不然日本不敢貿然進攻蘇聯。日本大本營陸軍部在1941年8月9日下達的《帝國陸軍作戰綱要》就指出：「不管德蘇戰爭如何演變，在昭和16年（西元1941年）度內放棄解決北方的企圖，專心集中於南方」。少了來自東方的威脅，史達林與俄軍統帥朱可夫將軍就可以大膽的將原先駐守在遠東及西伯利亞軍區80萬兵力當中，抽調出其中20個精銳師—總數約25萬主要為西伯利亞原住民組成的寒地作戰部隊調往西線來保衛莫斯科（後來蘇聯也從各地與監獄中補充許多新兵補足了遠東地區的缺額，而這也是遠東俄軍軍紀不佳的主因），使得德軍原本預期蘇聯會在冬天來臨之前就崩潰的作戰計畫完全失敗。再加上德軍圍攻俄國第二大城列寧格勒（今聖彼得堡）800多天仍舊攻不下，因此從1943年開始，俄國戰場至此完全反轉，德軍開始潰退，戰場的主導權落入蘇聯人的手上，一直到1945年5月俄軍佔領柏林，德國投降，歐戰至此完全結束。就從俄軍的調動來看，這樣或許也可以說，佐爾格的情報網改寫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
在烏克蘭地區作戰的納粹黨衛軍
在佐爾格事件中一同被捕的重要名人還有被稱為「日本貴族中的布爾什維克」的西園寺公一（さいおんじ きんかず；1906～1993）；西園寺公一的祖父為西園寺公望（Saionji Kinmochi，1849～1940），為明治時期出身宮廷貴族的政治元老，在明治維新之初就跟隨伊藤博文出訪歐洲，在1906到1908年間與1911至1912年間曾兩度擔任總理大臣（首相）職務；「藤原」是西園寺家的本姓，「藤原」一姓傳說來自漢高祖劉邦之後，與日本皇室有著千年以上的聯姻關係，也是日本傳統大姓氏。在法庭上，西園寺公一坦承有向尾崎提供情報，但他堅持那是同為內閣囑托（顧問）之間的「正常交換看法」，換句話說，西園寺公一堅持他不知道尾崎是個共產黨員，最後，因為他的特殊身份只被輕判刑1年又6個月，但實際上只關了5個月就獲釋了。1944年11月7日，這天正好是蘇聯十月革命紀念日，尾崎和佐爾格被秘密絞死。佐爾格死後先是被棄置於鴨巢監獄的亂葬崗內，之後才被移葬於東京的多摩陵園，目前墓碑正上方刻著【蘇聯英雄勛章】。由於蘇聯不承認佐爾格的間諜身份，使得佐爾格無法以間諜身分被交換回到蘇聯。而且為了掩人耳目，蘇聯還硬指佐爾格其實是納粹間諜，結果害他留在俄國的妻子卡佳被以德國間諜家屬而送往西伯利亞勞改，1943年因病死於西伯利亞的集中營裡。得知佐爾格被處死的噩耗，當時在外地的西園寺公一不但立刻趕回東京，不畏社會壓力的為老朋友守靈，並替他撰寫了墓誌銘，上面寫著：「為反對戰爭和世界和平而獻出生命的勇士長眠於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1947年，西園寺公一當選為參議院議員。50年代初西園寺公一卸任後，創立了「日中友好協會」極力推動日中兩國友好。1958年1月西園寺公一還攜帶全家到中國大陸常住，之間還歷經了「文化大革命」的衝擊，1993年（平成5年）4月2日，西園寺公一過世，享壽86歲。 （相關報導： 賈忠偉觀點：抗戰時期—花園口掘堤戰略之運用、效果與歷史反思 ｜ 更多文章 ）
日據時期的「紅樓才子」—尾崎秀實的生平
這裡也稍微介紹一下尾崎秀實（1901～1944）的生平，尾崎秀實的父親尾崎秀太郎（別號秀真，1874～1949），原是報社新聞的記者，後來因為知交──當時擔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Goto Shinpei，1857～1929）推薦，到《臺灣日日新聞》擔任「漢文（中文）版」的記者。剛剛抵達臺北工作時，秀太郎受到後藤新平的特別照顧，因此得以住進專門為兒玉總督（臺灣日治時期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1852～1906）所興建渡假別墅「南菜園」，一方面可以節省房租，另外也兼任別墅的管理員。南菜園的舊址位於今天的臺北市南昌路、福州街交叉路口一帶，原建築已經被拆除，現有一部分為南昌公園。沒有多久，當時只有8個月大的尾崎秀實，就被母親阿北帶來臺灣，因此尾崎秀實的童年與青少年時期就在臺灣度過，曾短暫在臺北州立臺北第一中學（現在的「臺北市立建國中學」）學習，之後與長兄秀波返回日本，1922年自舊制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畢業，進入東京帝國大學（Imperial Universities／今東京大學）法學部學習。由於尾崎秀實的父親具有深厚的漢學基礎，在父親嚴格的督促再加上本身就具有語言方面的天賦，因此還未上大學時尾崎秀實就能聽說讀寫多國語言，尤其中文更是流利。在就讀東京帝國大學時的秀實，迷上了馬克思思想，終其一生他都是共產主義的忠誠信仰者，因此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尤其反對日本侵略中國，特別是他擔任《朝日新聞（Asahi Shimbun）》駐上海的特派員海期間（1928年11月到1932年2月），親眼目睹上海在中日戰爭前夕的種種現象，使他對反抗外來侵略的苦難中國人民充滿同情，他沒有日本軍國主義擴張的喜悅與愚忠，相反的，他認為日本對東亞的擴張侵略，最後只會帶給日本重大災難、甚至滅亡（註五）；只是對於尾崎秀實是不是真的對中國有所謂的「仁道」關懷，中國大陸異議份子曹維祿先生在所著之《誰渴望日本侵略中國？對二十世紀中日戰爭產生重要影響的兩個外國人》的文章中則有完全相反的考據：「…1932年新年前夕，尾崎秀實告訴佐爾格：日本將於近期加強對中國其他地區的擴張與滲透，很可能將進攻上海。有關作戰計畫已經制定。尾崎秀實說，日本的『目的是要迫使其他大國和中國政府滿足日本的要求，允許滿洲和內蒙實現自治，從而在事實上承認日本對該地區的控制。此外，日本計畫奪取中國的商業動脈。進攻上海的主要目的是打垮南京政權。日本需要一個首先維護日本利益的南京政府』。這些，其實都是尾崎秀實說服日本侵略者同中國作戰的一部分理由。理由的另一部分就是蘇聯過於強大，日本不可能將其擊敗。佐爾格將尾崎秀實所提供的情報及時向莫斯科作了彙報。1932年1月，日軍南下進攻上海，事態的發展驗證了佐爾格的情報。而尾崎秀實會這麼做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要想辦法保護國際共產的宗主國—蘇聯，這也符合了《田中奏摺》曝光之後，蘇聯「禍水南引」的戰略布局。（註六）
佐爾格就是通過尾崎秀實和他的日本同夥瞭解日本的動向，並對日本對外政策施加影響。…而1937年的「七七事變」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由佐爾格與尾崎秀實這個間諜網所策動的，而對日軍開第一槍挑釁的其實就是中共，就是希望能避免日本攻擊蘇聯，保護共產黨心中的國際共產祖國。」對此曹維祿在文中還特別舉在抗戰期間曾經擔任日本關東軍參謀的田中隆吉，在東京大審時的陳述證明：「…擔任過日本關東軍參謀的田中隆吉，曾準備在東京國際法庭上作證說，蘆溝橋的第一槍是共產黨放的，事變是共產黨在蘆溝橋兩邊放槍挑起的，而且是共產黨和前日本駐天津特務機關長茂川秀和勾結和操縱的。但是，東京國際法庭開庭時，他卻在巨大的壓力下，不敢當庭作證。相信有一天，這個天大的秘密終會得已公開……」。不管如何，尾崎秀實在他派駐於中國期間也的確因為個人的政治信仰關係，認識了相當多的中國左翼文化人士；例如－魯迅、夏衍、馮乃超、王學文、鄭伯奇、田漢、成仿吾…等人，由於信仰相同，尾崎秀實也不斷的透過個人的關係幫助這些人在中國大陸開展「左聯（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通稱）」的工作。除此之外，尾崎還與曾經留學京都帝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王學文（1895～1985／註七）…等人組成讀書會，共同研究馬克思理論。同時，也深入中國各地調查農民運動、中國共產黨的實際運作與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武力清剿的動向等。民國21年（1932年）的「一二八上海事變」時，秀實還冒著生命危險深入中日兩軍的交戰地，取得了前線戰況的第一手資料。就因為如此，魯迅對尾崎印象非常好，說他「不但知識面廣，而且為人誠實可靠」。著名電影戲劇作家，有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稱號的夏衍（1900～1995）說，尾崎秀實「表面上看來是紳士式的記者」，實際上卻是「上海的日本共產黨和日本進步人士的核心人物」。夏衍更在其84歲時所寫的回憶錄《懶尋舊夢錄》中回憶「左聯」時，還特別的把尾崎秀實與當時也在上海的另一位日本的左翼記者山上正義和美國左翼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並提，說他們是「幫助『左聯』進行了許多工作的3位外國同志」。尾崎秀實有相當豐富的著作，曾著有《現代支那論》、《支那社會經濟論》等經典作品，同時他也以「歐佐起」為筆名，擔任由山上正義（署名為林守仁）翻譯的日文版《阿Q正傳》的監修以及寫序的工作。調回日本之後不久，大約在1935年底到1936年初，他又專程回到中國來了解整個華北局勢，不久就遇到發生在1936年的「西安事變」，他對整個事變的來龍去脈和可能的解決方案提出許多獨到的個人見解，事後證實這些論點也相當精闢的論中了「西安事變」的結局，因此在日本引起轟動。當時他以匿名的方式在《朝日新聞》的《國際評論》中撰文指出：「張學良代表中國的民眾，要求國民黨軍立刻停止討伐共產黨軍，在國共合作的前提下，組成抗日救國戰線。」而對當時被軟禁在西安蔣中正的未來命運尾崎認為：「蔣中正將改採容共政策，並因為這個條件而被釋放返回南京。」文章結尾尾崎的結論是：「中國共產黨不會把蔣中正當做主要敵人，目前外國的侵略勢力，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勢力，才是中國共產黨第一個要打倒的敵人（註八）」。他的好友、日本著名和平人士西園寺公一後來在尾崎秀實過世之後回憶說，尾崎是「一位對歷史的發展具有遠見卓識的人」。也因為這樣，他從日本新聞界的一個「中國通」一躍而成為社會各界公認的中國問題專家。
尾崎秀實在1941年被捕入獄後，一審即被宣告死刑，當時他對日本最高法院提出的抗告書中就毫不保留的指出：「…自己是個人道主義的共產主義者，但同時也是個愛日本的『民族主義者』，因為他認為對東亞的擴張侵略，最後只會給日本帶來滅亡。」「我認為共產國際是超越國家的組織，是我的政治目標；世界的共產，必定實現大同的世界。」「臺灣的生活經驗引領他走上人道主義，並觸發他對共產主義的興趣，在上海擔任記者期間又與中國左翼文人交遊，從此讓他對共產國際（Komintern）產生夢想，並決定對蘇聯的國際間諜佐爾格提供情報。」。佐爾格被捕之初，日本雖然公開譴責蘇聯，私底下卻是希望能以他作為政治籌碼，與蘇聯交換幾個被捕的日本間諜。但史達林卻公開否認佐爾格的間諜身份。交易因此無法進行。194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勝利日這天，尾崎和佐爾格兩人被日本政府下令秘密絞死，據說佐爾格在絞索套上脖子時還平靜的行刑的人說：「謝謝你」，因為在這個生命即將走到終點時，他仍表示堅信共產主義。佐爾格死後被隨便棄置在巢鴨監獄的亂葬崗內，直到5年之後的1949年，他在日本的紅顏知己石井花子才將他的遺骸遷葬於府中市（屬東京都）的多摩公墓內的石井家墓園內。而他的真實身分一直到死後20年，1964年夏季奧運會期間，東德首先為佐爾格舉行了紀念儀式。同年11月5日，蘇聯政府才正式公開承認佐爾格爲「蘇聯英雄」，同時盛大表彰他「立下的卓越功勳和表現出來的勇敢精神與英雄氣概」。1965年，蘇聯以發行佐爾格紀念郵票來紀念他的功績，甚至將一艘新建的油輪以及莫斯科的一條街道都以佐爾格為名。蘇聯會如此盛大的表揚佐爾格，最簡單的原因就是：佐爾格的間諜活動在30年代對蘇聯和中國命運都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他成功的避免了日本對蘇聯直接作戰，並將戰禍轉嫁給中國，最後還能出動駐紮於遠東的部隊向德軍發動反攻。
日本東寶株式會社（Toho Company，Limited）在2003年推出的《間諜風雲【間諜佐爾格】》（Spy Sorege），就是改編自這個轟動日本當年的案件。《間諜風雲【間諜佐爾格】》的籌備期長達10年，由日本著名的老牌導演篠田正浩（Masahiro Shinoda，1931～）執導，為了忠實呈現史實，導演篠田正浩還親自兼任編劇，全片耗資20億日圓，在上海、柏林及莫斯科等地取景，並採用最新的電腦視覺設計（CG-Computer Graphics），重製了30年代的東京街景。該片主角除了本木雅弘（註九）飾演的尾崎秀實之外，其他還包括：英國舞台演員伊恩․葛雷（Iain Glen）飾演佐爾格（Richard Sorege）、葉月里緒菜（飾演佐爾格的日本情婦──石井花子）、小雪、夏川結衣、岩下志麻等人。 （相關報導： 賈忠偉觀點：抗戰時期—花園口掘堤戰略之運用、效果與歷史反思 ｜ 更多文章 ）
後記
中共的日籍共諜與偷襲珍珠港情報的偵破
中西功（なかにし つとむ，1910～1973，日本三重縣人）；自幼家貧，1929年以公費考入日本政府在上海辦的東亞同文書院（為日本人於1901年5月26日在上海高昌廟創辦，1945年日本戰敗後由國民政府接收，第一任院長為：根津一）第29期（屆）讀書，受到任教於同文書院的中共黨員王學文與畢業於同文書院第26期（屆）的西里龍夫（熊本人，二戰後出任共產黨熊本縣委員長）的影響，其思想逐漸左傾。1931年在滿鐵（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SMR-South Manchuria Railways Co.）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後任同文書院團支部組織委員，屬潘漢年系統，在中共上海情報科吳紀光領導下負責對日戰略情報偵察，當時這個情報小組的主要成員大多為日籍共產黨員，除了中西功、西里龍夫之外，還有尾崎莊太郎、白井行幸、新莊憲光、濱津良勝…等人。1932年「一․二八事變」期間，原本日軍要求同文書院學生一起參加侵華戰爭，但遭到學生的激烈抗議，由於主導抗議的就是中西功與西里龍夫，因此遭潛伏於書院內的特高課特務福田信一的告發，兩人遭到逮捕，後因無實據而釋放。為避免爭議最後校方決定將校內日籍學生－－包含中西功等人全部送回日本。在船上，中西功遇到並認識了同船返日的尾崎秀實，之後成為尾崎情報組織的成員。中西功回到日本之後在「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所」和「中國問題研究會」工作。不久，又遭日本特高逮捕，同樣因證據不足而被釋放。1934年由尾崎秀實介紹進入滿鐵大連本社資料科工作，表面上從事中國問題、偽滿經濟和華北農村的調查研究，但實際上他則是秘密進行對原同文書院畢業同學的策反工作，主要連絡地點集中在－－滿洲、華北、包頭、北平、天津、上海等地。1938年轉至「支那派遣軍」特務部任職。1939年參加滿鐵調查部「支那抗戰力量調查委員會」，負責領導完成中國抗戰之研究。1941年10月，為了打探日軍對於蘇聯的戰略動向，已經被日本特高課盯上的中西功仍堅持從上海乘船返回東京，同一時間正好遇到日本破獲佐爾格這個情報小組，在極度危急的情況下，意外得到一項重要情報的中西功於是快速返回上海，根據1978年擔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的方知達（1916～1995）於1989年12月在《大江南北》雙月刊上所寫的《懷念戰友中西功和西里龍夫》中記載──當時中西功已確定日本無意（其實是無力）配合德軍進攻蘇聯。但中西功卻在──「……滿鐵機密的通報上看到了日軍南進部隊兵力編成表和各路司令的名單，同時，他也得到了南京『總軍（總軍是日本陸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部隊的最高編制，總司令官為陸軍大將，下轄數個方面軍）』正在召開高級將領緊急會議的消息，於是他大膽的向組織上提出了論據充足的日軍將在最近三個星期內的一個星期天爆發『大東亞戰爭』的預告，果然在第二個星期天的拂曉，日軍偷襲了美國夏威夷珍珠港，太平洋戰爭正式爆發」。稍微不同於方知達的研究，大陸暢銷作家薩蘇在他所寫《用日本史料看抗日（《智者無敵》在真實抗戰中的影子）日籍中共特工》一文中的考據，中西功當時雖確定日本無意（無力）配合德軍進攻蘇聯，但其他情報卻一無所獲，就在他準備返回上海時，卻意外從一個剛從臺灣返回東京的記者武藤癸二口中探查到日本海軍已在瀨戶內海集結的消息、日美談判觸礁……等機密情報，之後中西功立即返回上海核對滿鐵內部機要文獻《編內參考》、《帝國作戰綱要》等，並綜合西里龍夫的情報後得出－－日本可能會偷襲美國珍珠港的機密情報，之後他立將情報轉給延安與莫斯科，並在蘇聯與中共透過潘漢年的授意下，通過軍統在上海的秘密機關「21號」中的程克祥、彭壽兩名特工轉到重慶，發給美國大使詹森，只是美國未予採信，仍舊讓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成功偷襲珍珠港。原本「佐爾格事件」爆發後，中西功想逃到中共控制的解放區內躲藏，但在1942年6月17日，中西功仍舊遭日本「特高課」逮捕，之後西里龍夫、尾崎莊太郎、白井行幸、新莊憲光、濱津良勝、程和生、陳一峰、汪錦元、李德生…等共20名中共黨員和同情分子也先後遭到逮捕。中西功在1943年被判處死刑，部分人遭殺害，但中西功因為在獄中受命與西里龍夫一起整理《中國共產黨史》所以一直拖到日本戰敗都未被處死，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初被釋放，1947年以共產黨身分當選參議員，1950年因路線之爭，遭日共給開除黨籍，1973年因胃癌在日本過世，享年62歲，遺留有《在中國革命風暴中》等著作。西里龍夫於1982 年時曾被邀請到中國訪問，1987 年因病在日本逝世，享年80歲，遺留有《在革命的上海》等著作。不過近年也有人提出另外的研究指出，中西功其實是隸屬於蘇共另一個更神秘的情報小組－－「武田小組」的成員，武田小組的領導人──武田毅雄，原名王毅雄，出生於1904年，父親是中國人，母親來自日本，父親過世之後，因為母親改嫁的關係，之後就改名為武田毅雄，武田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32期，是日本特務部的創始人之一，為日本軍部公認的菁英人物。在蘇聯擔任武官期間被吸收為俄國間諜，後來與中西功組成「武田小組」，俄語稱為「捷列金小組」，與佐爾格的「拉姆齊小組」同為二戰時期潛伏於日本的俄國情報組織。總結武田毅雄潛伏於日軍的14年當中，參與了19項重大的間諜事件，雖然全部都以失敗收場，但卻對日本與德國造成許多重大的傷害。最厲害的是他在戰後曾混入美軍駐日本司令部擔任東亞情報研究室主任一職，只是在1954年冬無故失蹤之後便杳無音信。有傳說是被美國情報單位誘捕後秘密殺害，但真相至今未明。到1964年，11月7日，在武田毅雄失蹤10年後，舊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才正式追授蘇軍上校安德列（武田毅雄的俄國名）──「蘇聯英雄」的光榮稱號，表彰他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捍衛社會主義陣營做出的傑出貢獻。不過目前有關武田毅雄的資料主要來自尚文舉發表於《遼瀋晚報》的報導《潛伏在日軍高層的紅色間諜－－武田毅雄》這篇文章內，但戰後日本、蘇俄、中共等方面均沒有相關記載可供佐證，因此其真實性令人存疑。（註十）
中國大陸在2009年由北京電視臺（BTV）、北京中聯華盟（Beijing Zhonglian Huameng Media Investment Co.,Ltd）、金鼎影視聯合推出的軍事懸疑題材電視劇《智者無敵》中描寫的就是中西功與西里龍夫等人在中國的情報事蹟，其中飾演中西功的為大陸硬底子演員──陳寶國，陳寶國1956年生於北京，1977年畢業於中國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在臺灣最為人知的就是在2001年播映《大宅門》這齣戲中扮演──白景琦這個角色。只是就一般情報作業的常理來判斷，日軍偷襲珍珠港這等的極機密大事，中西功如何能從一個記者的口中打探出這個世紀大機密。另外滿鐵雖是日本侵略東北的重要特務機關，但為何日軍偷襲珍珠港那麼重要的情報會「存於」或是「知會」滿鐵呢？？
撇開這些爭議不說，最令人不解的是──拿到第一手情報的俄國人為什麼不直接將消息交給美國呢？當時美國與蘇聯已經有軍援計畫在施行（1941年6月之後──德國攻擊蘇聯後，兩國就開始了密切的軍事情報合作），由俄國將情報交給美國，不但可以做順水人情，對蘇聯也有面子…何樂不為？？？當然也有人說蘇聯不麼做只是希望美國不只軍援，最重要的是──俄國人希望還要拖美國人下水，因為這樣對蘇聯更有利、甚至有傳言說──其實美國早就獲知日本會偷襲珍珠港的情報，但卻刻意讓珍珠港被偷襲──為的就是希望以苦肉計來喚醒主張──「孤立主義」的美國民眾！但就當時的情況來分析，美國參戰是遲早的事，因為美國在1940年10月已開始對日本實施禁運措施，這也是日本偷襲珍珠港的主因之一。也就是說若美國早一點防範日本，或許還可以讓美國多摧毀一些日本的聯合艦隊的武力，這對有東（日本）西（德國）開戰壓力的蘇聯來說還比較有利！
重新檢視～到底是誰破解了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情報
不過由於抗戰時期國府負責收集日本情報的相關單位很多，再加上1949年國府倉皇敗退到臺灣，很多資料均在遺留在大陸或因戰亂中散失，尤其當時國際相互結盟的關係相當複雜，許多陰謀論甚囂塵上，導致目前有關偷襲珍珠港的情報出現許多不同的說法，目前常見的說法如下： （相關報導： 賈忠偉觀點：抗戰時期—花園口掘堤戰略之運用、效果與歷史反思 ｜ 更多文章 ）
第一、根據1996年在德國出版的《蓋世太保米勒秘密檔案──來自美國秘密檔案的文件和證據》這本書上的記載，其實美國情報單位與澳洲的情報單位早就知道日本可能會偷襲珍珠港。但美國參議院在1928年以85票同意、1票反對的情況下通過了《凱洛格․白里安公約（Kellogg-Briand Pact）》──全稱《關於廢棄戰爭作為國家政策工具的普遍公約》，亦稱《巴黎非戰公約》（Pact of Paris）。這個由法國外交部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1862～1932）與美國國務卿凱洛格（Frank Billings Kellogg，1856～1937）在1927年發起《非戰公約（和平公約）》基本上限制了美國主動參戰的可能，而剛剛才從經濟大蕭條中走出來的美國，當時奉行的是【孤立主義】，只管自己享樂就好。所以羅斯福總統想以這個苦肉計來激起美國人對抗日本的意識，他只得忍痛犧牲4,000多個美國年輕人的性命（2,000多人死亡、2,000多人失蹤）來換取美國民眾參加二次世界大戰的支持。而這個說法對照1898年2月…美國以其停泊於西班牙殖民地古巴哈瓦那港內的軍艦「緬因號【USS Maine（ACR-1）」意外爆炸沉沒為由，在國內發動輿論，而向西班牙宣戰後取得菲律賓、波多黎各和關島…的過程幾乎不謀而合。但這個說法最值得商榷的地方是──珍珠港事件之後，美國用了兩年時間才將太平洋艦隊重建完成，這個經濟損失太大了，不但造成軍力調度上的困難，還可能讓美國國家安全出現致命的漏洞，美國實在沒有必要去冒險使用這個苦肉計。
第二、根據維基百科上的記載：偷襲珍珠港是由軍統女情報員──姜毅英（1908～2006；名模倪雅倫是其孫女）所偵知的。姜毅英原名姜鶴根，畢業於浙江警官學校，之後就被吸收進入軍統局魏大銘所主持的──特種技術研究室（電訊處）──從事無線電收發和電文破解工作。就因為破解日本偷襲珍珠港情報有功，在民國30年被戴笠拔擢為少將譯電組組長，不但是軍統局也是當時軍中唯一的女性少將。
當年浙江警官學校出了不少情治名人，像後來創建調查局的首任局長、有調查局之父稱號的沈之岳（1913～1994）、曾到越南刺殺汪精衛、以及後來刺殺斧頭幫幫主──王亞樵的王魯翹（1914～1974），也是畢業於浙江警官學校。王魯翹來臺後曾任臺北市警局局長與警務處副處長，其子王卓鈞在馬英九執政時期曾擔任警政署長。
第三、當年當年破譯日本偷襲珍珠港情報的並非軍統，而是由「軍委會技術研究室」的主任專員池步洲（1908～2003；福建省閩清縣人，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2003年於日本神戶過世）所破譯解讀的。池步洲早在1941年5月開始，就破譯了日本外務省與駐檀香山日本總領事館的許多密電，內容大多要求檀香山日本總領事館詳實回報：美軍艦艇在珍珠港的數量、艦名；停泊的位置；進、出港的時間；珍珠港內美軍休息的時間和規律；夏威夷氣候情況…等。到12月3日，池步洲又於破譯了一份日本外務省致日本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的特級密電，電文內容是要求日本駐華盛頓、三藩市、夏威夷、紐約等地的使領館，限期銷毀各類重要文件，並盡可能通知有關存款人將存款轉移到中立國家銀行，準備撤出當地日僑。池步洲判斷這是「日美開戰」的先兆。只是當中國外交部將情報密告給美國之後，美方卻回答說：「當時美、日談判已陷入僵局，國務院已知道日本撤僑計畫，美國也準備同時撤僑。」也就是美方尚未意識到日本對其突襲的意圖。但另一方面也可以這麼推想是，當時中國政府僅告知日本侵略美國的意圖，並沒有告知日本空襲珍珠港的確切日期（有一種說法認為池步洲已確定日本會在星期天12月7日偷襲珍珠港），因此美國自然未予理會，直到4天後，日本成功偷襲珍珠港，美國不但驚訝中國人的情報蒐集能力，也立刻改變孤立主義，開始增加對中國的援助，尤其是加強軍事情報的交流與合作。而最特殊的是，負責規劃偷襲珍珠港的日本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在1943年4月18日在南太平洋巡視時遭美軍戰鬥機襲擊而身亡，也得利於池步洲所破譯的情報，美軍才能順利擊斃山本五十六。 （相關報導： 賈忠偉觀點：抗戰時期—花園口掘堤戰略之運用、效果與歷史反思 ｜ 更多文章 ）
第四、近年的研究發現，真正破譯日本偷襲珍珠港情報的應該是王芃生（1893～1946）將軍所領導的國際問題研究所。王芃生原名王大楨，湖南省醴陵縣（今株洲市）人。年輕時曾就讀於日本陸軍經理學校和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對日本的歷史、政治、文化…有相當深入的研究，曾著《日本古史辯證》、《日本古史之偽造》、《土耳其論文集》、《匈奴史之新研究》…等。王芃生在日本陸軍經理學校畢業返國後，有一段時間在北洋政府軍需部擔任公職，但未能受到重用。之後再回日本並進入帝國大學讀書，學成歸國後才轉入外交體系服務。1923年（民國11年）奉派至美國擔任「華盛頓會議」之中國代表團諮議、1928年（民國17年）「濟南慘案」發生後，王芃生擔任「魯案善後督辦公署」調查部副部長、後被派駐至土耳其、日本…等國家從事外交工作。抗戰爆發後，在1939年（民國28年）初，蔣中正在軍事委員下成立一個專職的對日情報研究機構－－「國際問題研究所」，即交由王芃生負責，當時王芃生還兼任交通部次長一職。在1941年（民國30年）5月中，王芃生所領導情報小組就精準的從國際趨勢與留華德國人的言行舉止中判斷，德國可能在1941年（民國30年）6月20日後，會對蘇聯有大動作，果然在兩天後──1941年6月22日德軍正式入侵蘇聯，蘇、德戰爭爆發，這讓美國人見識到了中國人分析情報的能力。
到了當年12月，約日軍偷襲珍珠港3個星期之前，王芃生從日軍大本營秘密弄到了一份日軍準備發動東進和南進攻勢的整個戰鬥序列的資料，他推斷日軍即將對美國在太平洋的軍事基地和東南亞地區發動進攻。這份資料由侍從室六組呈給蔣中正後，蔣立即批示：「密告美國政府」，可惜未能引起美國當局的重視，日本因此成功偷襲珍珠港。抗戰時期國府成立的對日情報機構除了王芃生領導的「國際問題研究所」外，還有毛慶祥主持的「軍委會技術研究室」、楊宣誠（1890～1962；畢業於日本海軍士官學校／註十一）擔任廳長的「軍令部第二廳」、戴笠的「軍統敵情研究處」、屬桂林行營的「吳石研究室」。不管所屬為何，這些單位所偵蒐以及研判出來的機密情報都必須先交由侍從室第六組後再呈給蔣中正批閱，因此曾經在侍從室第六組任職的張令澳先生（曾著有《我在蔣中正侍從室的日子》一書）回憶指出︰在他印象中，從未見到過池步洲所任職的「軍委會技術研究室」呈送有關日軍偷襲珍珠港事件的重大情報，但他確確實實看過王芃生所呈送有關日本可能攻擊珍珠港的情報密件。
由上述事件來綜合研判，當時真正「掌握」日本偷襲珍珠港計畫實施時間的應該就是王芃生以及其領導的「國際問題研究所」。其它單位雖然也有截獲類似情報與判斷，但比對當時美、日關係已處於微妙的緊張狀態，類似的情報相當龐雜，因此過多的警告反倒變成狼來了般的謊言，再加上美國自恃國力強大，她一直不認為日本敢不宣而戰，所以根本不重視中國所提供有關日本可能攻擊美國的情報，自然會因此吃了大虧。但也因為有這些神準情報判讀的實例，在美、日正式開戰之後，美國反而特別重視中國情報單位，各單位才積極的派人來中國取經。其中最積極的就屬1942年奉派來華擔任美國海軍駐華顧問組組長和駐華使館海軍觀察員的梅樂斯將軍（Milton E.Miles，1900～1961，來華時為上校）。中美雙方在1943年初共同擬定了一份名為《中美合作所協定》的條約，並於重慶西北郊的歌樂山下楊家山合作成立「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簡稱：中美合作所）」，廣泛收集、交換情報作業，「中美合作所」於1943年4月15日成立直到日本無條件投降後的隔年（1946年）5月才正式走入歷史。
所以整體來看，這個由共諜所偵知的「偷襲珍珠港」說法其實是共產黨（或是中西功）自己往臉上貼金而已！不過最諷刺的是──在這個情報作業的過程中，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到共諜的優異情報收集能力與無懼犧牲的勇敢；另一方面卻發覺他們拼死效忠保護的對象並不是自己的國家，而是蘇聯這個到處輸出暴力顛覆與共產革命的宗主母國，實在諷刺又悲哀！ （相關報導： 賈忠偉觀點：抗戰時期—花園口掘堤戰略之運用、效果與歷史反思 ｜ 更多文章 ）
而除了國府與共產黨均對外宣稱是自己破獲偷襲珍珠港的情報外，在2005年9月上映的韓國電影《韓吉洙（臺灣翻譯為──突襲珍珠港）》內，韓國人則是把當年破譯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情報功勞攬到自己的身上，以當時朝鮮人在國際上的尷尬處境（美國人把日朝視為一體）與日本的歧視與壓抑，這說法缺乏嚴謹的證據與脈絡，不用說這又是少數韓族主義者誇張式愛國主義的表現手法，根本不值得討論！
日本人至今仍不承認偷襲珍珠港＆南雲忠一的優柔寡斷害慘了日本海軍
很多日本人到現在依舊堅持，所謂日本人偷襲珍珠港的事其實是被誤會了，因為日本人在攻擊珍珠港的前一天就正式將宣戰詔書傳給日本駐美大使館，只是日本大使館接到電報的時候正好在開離別派對，很多職員都喝醉了，所以隔天並沒有準時上班，結果不但耽誤了翻譯宣戰詔書的時間，也無法及時將開戰宣言呈送給美國國務卿，因此讓日本背負了不宣而戰的「偷襲」歷史罪名。不過早在1941年12月4日凌晨，美國位於馬里蘭州（Maryland）切爾騰漢（Cheltenham）的海軍監聽站截獲了一封來自東京的日語天氣預報，輪值的通訊下士拉爾夫․布里克斯（Ralph Bricks）解譯出來的內容是：「東風，雨（Higashi no kaze ame）」，他將這封電報的譯文完整呈上去，但並沒引起高層的重視，可是對日本駐外使館和潛伏在美國的情報人員來說，這訊號代表美日開戰已成定局。同一時間由南雲中將率領的攻擊艦隊已經行駛到中途島約1,000英哩的海面。就這些舉動來看，要說日本沒有偷襲珍珠港的意圖，實在無法讓人相信。
只是日本雖然成功的偷襲了珍珠港，但檢討起來，日軍攻擊珍珠港的戰術大有問題，兩波攻勢只摧毀了－－美國在當地的艦隊和航空隊，但碼頭、石油儲存設備與航空母艦（三艘航母正好不在港內）等重要設施並沒有被摧毀。本來山口多聞少將（TamonYamaguchi，1892～1942，中途島戰役陣亡後追贈中將）與三川軍一中將（Gunichi Mikawa，1888～1981）還提議要發動第三波毀滅性攻擊，他們認為如果將這些重要設施摧毀，整座夏威夷基地就完全喪失功能，日本就能徹底的掌握太平洋。或許是「賊星該敗」，負責指揮的南雲忠一中將（Chuichi Nagumo，1887～1944）是個優柔寡斷、缺乏決斷力的指揮官，在這個重要的時刻，他沒有繼續攻擊而是選擇撤退，而這樣的決斷力延續到6個月（1942年6月）之後的「中途島戰役（中途島海戰）」，南雲的猶豫不決讓美軍趁日軍換裝魚雷與炸彈、回艦加油的空檔炸沉了日本──「赤城」、「倉龍」、「加賀」與「飛龍」等4艘航空母艦，還同時陪葬了100餘架停在航艦的甲板上戰鬥機；美國僅損失了一艘早在珊瑚海海戰（Battle of Coral Sea，戰役時間為1942年5月4日至5月8日）中受創嚴重的「約克鎮」號航空母艦（USS Yorktown，CV-5）。此後日本再也沒有能力在太平洋戰場發動大規模攻擊，戰爭的主動權已經被美國僅僅握在手裡。最後讓日本不但慘敗給美國，還成了全世界第一個被原子彈轟炸的國家，而且一顆不夠，還被炸了兩顆。 （相關報導： 賈忠偉觀點：抗戰時期—花園口掘堤戰略之運用、效果與歷史反思 ｜ 更多文章 ）
我們從上面的歷史來看，或許我們會以為日本的密碼很容易遭國軍偵破，其實正好相反，反而是國軍所使用的「特密（Mixing compound words）」密碼早在1938年就被日軍給偵破了，也就是說，在整個八年的對日戰爭中，日本能掌握我軍密碼內容的70～80％，結果導致英國從1942年1月開始，即表明再也不和國府交換情報，而最直接的危害就是－－當年「雅爾達密約」簽訂時，國府不但被英美蒙在鼓裡，也無法從情報的交換作業中探知一二。不但如此，日軍也分別在1936年以及1940年就偵破蘇聯陸軍以及空軍的密碼，尤其蘇聯空軍使用的是當時最複雜的4位數密碼，日本人也照樣解譯。另外日本人靠著從大使館偷竊密碼本的手段，也很早就能解讀英、美兩國的低階密碼。但英美卻一直要到1942年5月才能解讀日本海軍所使用的JN-25b密碼，而日本陸軍的密碼卻晚到1944年1月才被盟軍破解。不過唯一的例外是──日軍一直到1941年2月才破譯了部分八路軍的密碼。因此很多戰略專家認為，日本只要有足夠的人手，其破譯密碼的能力絕對不會輸給英美等國。就因為這樣，在日本投降之後，國府特別留用了上百位的日本電訊情報專家。這批人不但成功的偵破蘇聯遠東艦隊佈署情報，也偵測解讀了許多有關蘇聯研究核武的重要電訊資料，對於冷戰時期臺海與北亞安全有相當的貢獻。
附註：
（註一）：參見－－鶴見俊輔（邱振瑞譯）：《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年》（馬可孛羅），p72。
（註二）：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1892～1950），是美國著名左派記者，也是婦運先驅。艾格尼絲小時候在科羅拉多州的貧窮礦工的家庭長大，父親因酗酒而死，母親則因過勞身亡，之後她靠著個人的努力長大並成為一名記者。1929年以《法蘭克福日報》記者身份途經蘇聯來到中國，因同情中共以及報導延安的情況而遭國民政府的敵視，後來成為蘇俄間諜佐爾格在中國的聯絡人，在她的幫助下，佐爾格在上海建立了一個直屬於紅軍總參謀部第四局的情報網。佐爾格在上海建立的情報網成員組織複雜，並且各司其職，互相之間所知甚少，有的根本不來往。比較特殊的是，這個情報網的成員並不知道自己是在為紅軍總參謀部第四局（格魯烏：意思為「情報總局」）工作，還以為是在為共產國際服務。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在1948年時被麥卡錫（Joseph Raymond "Joe" McCarthy，1908～1957）指其為蘇聯間諜，被迫流亡英國。1950年5月5日，史沫特萊因手術不治在倫敦逝世。1951年5月6日，在她逝世1周年時，骨灰被遷葬於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參見－－
（Ⅰ）中文《維基百科》之【艾格尼絲․史沫特萊】。
（Ⅱ）朱玖琳：《佐爾格小組與宋慶齡1930年代初政治活動關係之初探》。
（註三）：參見－－鶴見俊輔（邱振瑞譯）：《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年》（馬可孛羅），p76。
（註四）：當時日蘇雙方在中國東北與外蒙古交界的諾門罕（或譯為：諾門坎。俄國則稱為「哈勒欣河」）進行一場各有近十萬人參加的大戰。在這場戰爭中，顯示出日本陸軍在裝備上大大落後於蘇聯部隊，尤其這場爆發於遼闊蒙古草原的戰役，蘇軍憑藉著優勢的坦克和強大的火力，把只有步兵的日軍殺的屍橫遍野。當時在紀錄上，日軍只承認傷亡共17,000餘人。但有關這場戰役而被迎入靖國神社的靈牌卻有20,000多人。戰役結束後日軍改變政策，目標轉往南方，因此雙方在1941年4月13日簽訂了中立條約，保證互不侵犯。
參見－－中文《維基百科》之【日蘇中立條約】。
（註五）：參見－－鶴見俊輔（邱振瑞譯）：《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年》（馬可孛羅），p73～75。
（註六）：參見－－余杰：《顛覆中華民國的蘇聯情報機關（下）：「禍水南引」，成功挑動中國反日和日本侵華》。
（註七）：原名：王守椿，又名王昂，1895年生於江蘇徐州；1921年考入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部，受教於日本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主要著作有《社會問題概論》、《中國經濟學概觀》、《政治經濟學研究大綱》、《政治經濟學教程緒論》、《『資本論』研究文集》等。
（註八）：其實這點與事後發掘的證據不同，因為中共在「西安事變」發生初期是希望能殺掉蔣中正，但反倒是史達林反對，因為史達林認為當時只有蔣中正領導的國民黨有足夠的實力抗日，而這點才符合蘇聯的國家利益。
（註九）：本木雅弘本名內田雅弘（Masahiro Motoki，1965～）；2008年他所主演的《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還奪得2009年第81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殊榮』，這也是日本電影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第15部電影。
（註十）：參見－－施建偉：《追尋諜戰失落的真相》（秀威出版），p84～86。
（註十一）：由楊宣誠將軍所領導的「軍令部第二廳」，在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也偵測了日軍不斷向太平洋地區部署和調動大批海空軍的密電，依當時的國際局勢與長年對日本的研究，楊將軍判斷日軍在太平洋地區應該有大型軍事行動，目標應該就是美國位於當地的戰略要點，而最有可能被攻擊的就是美國太平洋艦隊（United States Pacific Fleet，簡稱「USPACFLT」）的母港──夏威夷珍珠港，因此楊宣誠當即由侍從室呈報告給蔣中正，之後奉蔣的命令在重慶召開駐渝盟軍軍事代表緊急會議，將這個情報通報給美國政府與盟軍，但同樣沒有獲得美國人的重視，因此導致珍珠港被襲的悲劇發生。
楊將軍身高190cm，早年畢業於日本海軍兵學校（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日本海軍官校），1949年隨國府來台，後未再出任軍職，僅擔任臺灣省政府顧問、臺灣省農林公司董事長等職。1962年3月23日於臺北逝世，享年73歲。
2015年（民國104年），正逢對日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70週年的紀念。馬英九總統在11月2日於總統府頒贈「抗戰勝利紀念章」及紀念證書予故海軍中將楊宣誠將軍，由其孫、時任TVBS執行副總經理楊盛昱代表接受。馬總統在致詞的時候強調，當年要不是楊將軍在參與《開羅會議》時發現美方資料漏列了應該在戰後將澎湖連同臺灣歸還中華民國，恐怕有衍生很嚴重的問題，總統認為，萬一當時《開羅宣言》中未列舉澎湖，「世界現在是什麼樣子？臺灣的命運如何？都很難說。」
＊作者為文史工作者 （相關報導： 賈忠偉觀點：抗戰時期—花園口掘堤戰略之運用、效果與歷史反思 ｜ 更多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