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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清德日前在訪美前後戲劇性拋出「親中愛台」的說法，隨即引發兩岸輿論的譁然，關鍵在其集派系色彩、實力派諸侯與未來接班人3種角色，發言內容自然牽動民進黨內部權力結構的發展。即便「親中愛台」的政治效應，隨著府方各項暗示性的政治反制、柯文哲訪滬的新聞效應以及賴清德本身的反覆說詞有所退燒，但台灣輿論近日掀起的「賴清德9月組閣」的說法，也使得過去霧裡看花的局外人，終於可以一窺賴清德的內心盤算。

蔡英文政府執政以來，基於台灣主體性、國家主權與民主政治的考量，始終不願意針對北京所提出的「九二共識」與「兩岸同屬一中」等核心問題有所回應。在欠缺政治互信的侷限下，兩岸關係走向了當下冷和的僵局，不僅經貿關係急速萎縮，民間交流也停滯不前，更重要的是兩岸人民的情緒與神經末稍也被刺激起來，從而陷入民族與民粹主義的情感對峙狀態。一年來的兩岸關係不是沒有好轉的契機與機遇，北京的責任不在話下，但民進黨主政者的觀念的保守與官僚的專業不足也是關鍵。這些問題顯然是小英政府在兩岸關係與中國政策調整中的死角。

國民黨黨主席選舉520揭曉，按照台灣各類民調以及民進黨內的評估，吳敦義將獲得勝選。但由於採取兩輪至投票之故，即便吳陣營提出一輪過半的訴求，但咸信其在第二輪才能勝出，這也提供目前排名第三的郝龍斌與吳議價與結盟的空間。

最近台灣的社會很不平靜，因為八田與一與蔣介石銅像斷頭事件已經刺激到藍綠群眾內心的歷史情結，再加上年金改革所產生的對抗，使得矛盾日益加溫上升中。

與過去台灣小黨發跡過程有所不同，時代力量的出現是伴隨台灣社會意識劇烈變遷而來，特別是近年來公民社會與太陽花學運的崛起後，充分提供時代力量的價值內涵以及群眾基礎。相對來說，新黨、台聯黨或是親民黨都與李登輝的路線鬥爭有關，經有激烈的政爭後分裂而出走，因此本質上就帶著個人化的色彩；這也意味政黨的生命週期將與政治明星的起落相互綁定，當政黨領袖失去舞台或光芒時，小黨不可避免走向邊緣化的結局。

雖然2016年大選結果才剛決定台灣未來四年的權力格局：民進黨應該推動各項大政方針與改革兌現選前的政治承諾，奠定自己的執政優勢；國民黨則應該敗選中找回自己的核心價值與群眾基礎，並嘗試扮演好監督者功能。因此，在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前提上為下一次的大選做好準備，這才是穩定台灣政治的理性作為。

國民黨主席正式起跑，由於參選人數眾多且競爭激烈，引發台灣輿論各界的關注與期待，這對面臨媒體邊緣化的最大在野黨來說，多少有久旱逢甘霖的效應。

隨著郝龍斌與吳敦義紛紛表態參選後，國民黨主席的選情日漸明朗，加上前立委韓國瑜宣布加入競爭行列，更讓本次選舉的可看度升到最高點。實質的競爭、候選人的特質、黨的發展路線與競選策略的設計，應是本次黨主席選舉的關鍵所在。

民進黨之所以贏得2016年的大選，除了因為馬英九執政八年的政績不佳外，高舉改革大旗回應社會的要求也是重要因素。

時代力量的崛起，與太陽花學運以來的台灣幾股社會力量的匯集息息相關；意即結合了經濟社會議題中的相對剝奪者，反智與反菁英的社會民粹意識以及兩岸關係中的天然獨與自然獨世代群體。這些潛在特質以及價值的趨同性，使得兩黨在2016的大選當中攜手合作，在國民黨全面崩盤潰敗的選情下，民進黨與時代力量坐收其利，前者贏得全面執政後者則擴張政治地盤。若不是蔡英文最後階段呼籲選民不要分裂投票，否則時代力量將在立委席次斬獲更多。

「理性抉擇」是制訂外交政策最重要的原則之一，有遠見的政治家始終清楚自己追求的目標、掌握的資源、運用的手段、成本效益的計算以及所承擔的風險。德國宰相俾斯麥的對外政策應是外交史的理想典範，因為他知道前述理性抉擇的本質，所有的行動步驟都必須「先計算後行動」，而且俾斯麥對於權力使用高度自我克制並懂得創造共同利益，因此也讓歐洲周邊國家（除法國外）理解且接受德國的作法。

近期兩性平權的議題，已經讓台灣社會陷入高度的價值性對抗的氛圍中，各場次的公聽會與辯論不僅無法理性進行對話與溝通，反使兩種意見走向更難妥協與零和的狀態。在媒體高分貝報導、公民團體強烈訴求與政治人物激情演出下，台灣社會似乎正在分化與撕裂中，彷彿走向了分裂社會的邊緣中。

近期民進黨政府擬解除部分日本核災食品的管制，由於此議題存有政治與政策的敏感性，在牽動台日關係與食安的疑慮的神經末稍下，自然引發輿論與在野黨的高度關注。面對這個專業的議題時，我們必須從「政策合理性」與「政治合法性」兩個面向作為觀察的指標，過多情緒性、無限上綱或政治正確語言應可以避免。

英國脫歐與美國川普勝選的結果，意味著雷根與柴契爾夫人所建構的「新自由政經秩序」與「全球化美好年代」的崩解，更徹底讓新黑格爾主義學者福山預言的歷史終結說，諷刺地劃上句點。

就理論而言，經濟學與社會學應該是個對立的學科，因為前者追求的是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後者則強調社會整體的秩序與和諧穩定，兩者之間存在本質性的矛盾。

在經歷花蓮市長補選失利、九三大遊行的落幕以及蔡英文支持度下滑的民調出台後，的確讓在野的國民黨恢復些許元氣與活力。面對這些政治現象與事實，洪秀柱都有自己的獨特看法：花蓮市長選舉的勝利是「具有指標意義」；九三大遊行則是「國民黨支持反污名，而且站在人民的那邊」；民進黨支持度下滑「是想當然爾，因為蔡英文很多問題都沒說清楚」。儼然國民黨已經走出政治的寒冬，開啟了在野黨新氣象。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

由於北京當局與民進黨政府在「兩岸政治定位」以及「九二共識」的原則立場上，迄今尚無信任與對話基礎，因此「在考卷未完成前」，兩岸關係勢必進入僵持、冷和的狀態。在這個結構性的陷阱中，不僅使得對抗性思維與極端勢力逐漸抬頭，一方面衝擊兩岸經濟交流的既有基礎，更使得雙方陷入國際關係「安全困境」的惡性循環。這個現象，可從近期雄三飛彈誤射、太平島主權爭議以及陸客火燒車意外等事件中找到端倪。

「交易成本」（TransactionCosts）是著名經濟學者寇斯（R.H.Coase）提出的觀念。寇斯認為交易成本的產生，乃是經濟行為往往處在訊息不對稱的狀態，使得人們必須支付額外的機會成本避免利益受損；此外，更由於某些「中間人」壟斷甚至隱匿市場真實訊息，在道德風險的運作下，則會出現許多不效率的現象。

民粹意識本來是個中性的名詞，其本質應是針對官僚主義作風，或是菁英既得利益集團的一種糾正反抗或是修正調整。積極而言，民粹應該比較接近所謂的「群眾路線」的內涵，由於具備某種防腐劑的功能，使得政黨不至於因為權力的驕傲從而脫離群眾或人民的實際需要。

由於北京定位蔡英文就職演說內容是「未完成的考卷」，因此國台辦在關閉官方聯繫管道後，海協會也隨後宣布中斷協商機制，這意味兩岸關係已進入到「冷和與僵持」的階段。面對此一情勢，民進黨採取的回應為何？兩岸這一場博奕賽局又會如何進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