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抉擇」是制訂外交政策最重要的原則之一，有遠見的政治家始終清楚自己追求的目標、掌握的資源、運用的手段、成本效益的計算以及所承擔的風險。德國宰相俾斯麥的對外政策應是外交史的理想典範，因為他知道前述理性抉擇的本質，所有的行動步驟都必須「先計算後行動」，而且俾斯麥對於權力使用高度自我克制並懂得創造共同利益，因此也讓歐洲周邊國家（除法國外）理解且接受德國的作法。
川蔡熱線的政治目的與動機其實不言而喻。對川普而言，不外是利用當選人時間與身份上的彈性，在就任前透過各種「試錯」的手段，在試圖理解各方的底線與反應下，累積在賽局中的議價籌碼，特別是美中關係未來的發展互動中；對於民進黨來說，希望給予國際社會美台戰略同盟的印象外，提高台灣的能見度、測試共和黨未來一個中國政策走向以及挽救蔡英文下滑的民調。
然而對於民進黨而言，如果已經達到了既定的政治目標，見好就收與權力的克制應該是較佳的選擇，否則即有可能出現短多長空的後果。
首先，民進黨不應誇大美中之間的戰略矛盾，輕忽了合作與互賴層面。後冷戰以來，美中關係在權力面存在著結構性的矛盾，特別是當華府推動再平衡策略以來，必然將這樣的衝突推向新的狀態。這可從東亞的地緣戰略中的東海與南海問題中看出端倪，台灣問題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直言之，美中關係的權力架構也提供了台灣進行運作的空間，特別是在共和黨重新執政前後。
但民進黨必須認清的客觀事實是，美中關係除鬥爭面外也有彼此的需求面。這個合作面從美中緊密互賴的經貿關係，以及共同處理包括氣候變遷、糧食危機、恐怖主義、資訊安全等非傳統安全中有著更深刻的解釋。必須注意的是，兩國擁有包括多邊與雙邊的領袖峰會、國事訪問與對話外，還包含了政府間的「經濟與戰略對話機制」（2+2）、高層體制內的軍事交流，還有各個領域的二軌對話交流。這都是台美關係與一通電話難以望項其背。
其次，美國擁有自身的國家戰略利益，台灣僅是棋盤中的佈局。跨越冷戰與後戰時期，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固然有所調整，不論是戰略清晰或是模糊策略，始終不改華府自詡為台海戰略平衡者的角色。美國的權力平衡其目標自然為其國家利益服務，不希望北京或台北當局在政治上或軍事上有著極端樂觀或悲觀的政治想像，從而導致美國所定義的現狀被改變。
為了美國自身的利益，所以才有美中關係三項公報與「新三不」等產物，民進黨若在台灣關係法或是六項保證中想要得到某種符號政治意義雖可理解，但恐怕不夠實際。這種心理因素，可從每次美中進行領袖峰會時，深綠陣營屢屢擔憂出現「第四個公報」得到說明。更何況，美國先前對台灣國際參與的政治承諾僅及於價值層面或「口惠而實不至」，並沒有讓台灣在太平島與世界民航組織等議題中得到政治反餽。
最後，川普的政治性格與不確定性。民進黨目前亦擔憂川普上任後著手修補美中關係之際，將為台灣帶來難以承擔的後果。因為川普的商人作風以逐降讓世人理解，其政治語言與放話的作風應為其試探對手底線，並作為其累計日後與對手進行政治議價的籌碼。這次熱線對台灣來說，最期待從川普口中提到類似小布希當年所言「民主奇蹟」、「美國竭盡所能保衛台灣」或「主權地位」與「戰略價值同盟」的政治語言。結果川普事後以「軍購為由」的說法，也讓民進黨領教了她的商人性格與政治作風。
在美中台三間關係中，台灣始終是資源與能量較小的一方，特別是兩岸仍處在僵局與冷和的階段下，民進黨難以用梭哈賭徒的方式一次性得到受益，因為將有可能在惡意互動下付出更高的成本與代價，最後陷入得不償失的後果。
＊作者為兩岸政策協會 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