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宇韶觀點：政府應在Uber的市場效用與規範中取得平衡

「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是著名經濟學者寇斯（R.H.Coase）提出的觀念。寇斯認為交易成本的產生，乃是經濟行為往往處在訊息不對稱的狀態，使得人們必須支付額外的機會成本避免利益受損；此外，更由於某些「中間人」壟斷甚至隱匿市場真實訊息，在道德風險的運作下，則會出現許多不效率的現象。

在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體系中，除了延續傳統的利益最大化的思維外，如何降低無形且龐大的交易成本則是經濟學者關注的焦點。基於需求與需要，新的理論與市場行為不斷被提出或創造：利益與資源配置的最大化延伸出「共享經濟」的概念；市場資訊的透明、資訊化、去中間化、契約保障、信任規範與法律制度則是降低成本的具體作法。

深入而言，共享經濟及其服務型態與網路科技密切相關，藉由虛擬世界與交易平台的信任，使得供需之間共享經濟資源，在多元的資源配置與組合中，將使其運作效用對大化；此外，透過市場價格訊息的透明公開，將逐漸消弭「委託-代理」中間的隱匿成本問題，同時也促成服務品質與競爭力的提升。

若以計程車的經營型態而言，在沒有跳表的年代中，由於訊息極端不對稱，消費者只能與車行外車進行弱勢的議價，駕駛當然也可能從中上下其手或隱匿價格；到了政府規範市場秩序後，由於釋放了部分的訊息，因此對消費者產生了「行情」的概念，但對不熟路況、外地人或醉漢而言，仍存在道德風險的潛在成本，因為總有人成了被繞遠路狂付車費的冤大頭。

在此背景下，Uber的出現，使得傳統的市場交易內涵出現了新的變革，改變的不只是消費者的理性選擇，同時也重組了服務業的經營型態。

簡言之，消費者在隨手可攔與車行叫車的既定服務中，擁有多元選擇的內容。簡單來說，從路線設計、共乘模式、計價內容、車款種類性能、駕駛特質都有排列組合式的規劃，個人的需求在多樣化的選擇中得到滿足；另一方面，在市場的使用的區隔中，也將使得道路上閒置的空車將被排除，無形間也達成了綠色運輸的效益。當然，這其中也隱含了「我想開車載人賺錢，何不呢？」的新觀念。

但不可否認的是，隨著需求的演變與市場化的考量，新的經濟行為不斷創新，正因為市場秩序有了新的意義，也使得利益與利潤出現了新的分配模式，勢必引發市場的「既得利益者」與「新進入者」之間的競爭與利益衝突，先前中國大陸新興落地的「網約車」（例如Uber、滴滴出行等）與快的打車之間近似水火不容的衝突，即是鮮明的例子。

然而，正是因為競爭的原生動力與自發行為，才會促成生產與經營模式的逐步創新，從而帶來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經濟效用的最大化，這應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邏輯。政府的角色應該建立在「市場基礎規範」與「避免市場失靈」的前提下，不應該有預設與過度干涉的立場，因為自由主義始終相信「生命始終會找到出路」的規律中。換言之，市場的基礎規範應在保障契約自由、交易資訊與駕駛個人條件審查的初始狀態中；避免失靈則是在市場出現新壟斷的外部性時，即時提供公共財（公權力的救濟）。

然而，針對Uber所引發的爭議，傳出交通部寄出最後通牒，透過發文經濟部投審會告發其來台投資項目不符而涉嫌違法經營，最後可能被迫退出台灣市場。主管機關對經營模式的保守認定將不利市場創新外，意圖以行政力規範市場的競爭勢將引發政治爭議，相對中國大陸日前發布專法，確定網路預定出租車可「合法落地」，則是另一個諷刺的對比。 （相關報導： 張宇韶觀點：民粹意識將衝擊民進黨的執政基礎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