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正是「川普關稅案」（ Learning Resources Inc. v. Trump ）的核心問題所在。
一個不複雜、卻拖延判決的憲政案件
2025 年 11 月 5 日，美國最高法院就川普政府援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對全球課徵關稅一案進行口頭辯論。此案牽涉的法律問題高度集中：IEEPA 是否授權總統單方面課徵全面性關稅？
就法律而言，條文並不曖昧。IEEPA 授權總統在緊急狀態下「規範進口」，卻從未提及「關稅」或「課稅」。而憲法第一條第八款明確將課稅權交付國會。下級法院的態度亦相當一致：美國國際貿易法院與聯邦巡迴上訴法院皆認定，川普主張的行政授權並不存在。
換言之，這是一個授權是否存在的憲政問題，而非事實錯綜、證據繁複的經濟糾紛。
延伸視野，歷史的對照更顯反差。1952 年，在韓戰進行之際，最高法院審理「楊斯頓鋼鐵公司總統許可權案」（Youngstown Sheet & Tube Co. v. Sawyer）。時任總統杜魯門以「國安為由」接管鋼鐵產業，案件涉及戰爭權力、產業國有化與經濟動員，其政治與法律複雜度遠高於今日關稅案。最高法院卻在口頭辯論後僅三週即裁定總統敗訴，大法官 傑克遜（Robert H. Jackson ）更留下那段定義行政權邊界的經典意見：「總統被打敗了！」
對照之下，今日關稅案已拖延超過三個月，仍未裁決。這種遲疑，本身就成為一種制度異常。
時間，正在轉化為行政權力
司法拖延並非中立。因為在裁決尚未出現之前，關稅仍在徵收，政策仍在運作。
根據美國財政部與貿易統計資料，自案件進入最高法院審理以來，爭議關稅已為聯邦政府帶來逾千億美元的實際收入，並直接納入短期財政與預算規劃。這些收入並非暫存，而是已被行政部門視為可支配資源。
每多拖延一個月，關稅就多存在一個月；每多沈默一天，行政權力就多一次「合法性未定、但效果已成」的擴張。即便法院最終宣告關稅違憲，是否退稅、如何退稅、由誰承擔財政與市場震盪，反而成為新的政治難題。
時間，在此不再只是等待，而是權力的放大器。
全球經濟的連鎖反應
這種司法遲疑，並非只在美國境內發酵。關稅的不確定性，已被全球市場直接吸收。
多家跨國企業與產業協會的調查顯示，超過 60% 的美國進口與製造企業因關稅案未決而延後投資、調整供應鏈或轉移產地。汽車零組件、消費電子與工業原料產業受衝擊尤深。歐洲與亞洲多國政府亦在外交與貿易談判中，被迫將「美國法院尚未裁決」納入風險評估。
聯準會在 2025 年底至 2026 年初的多份會議紀要中，已明確將「關稅政策不確定性」列為通膨預測的主要變數之一。換言之，最高法院的沈默，已被央行、企業與國際市場視為一項宏觀經濟風險來源。
國會缺席，司法被迫承壓
理論上，這場爭議本應由國會解決。IEEPA 是否授權過廣、是否需要修法澄清，本屬立法責任。然而在高度極化與政治計算下，國會選擇旁觀，將制度出口完全交給司法。 （相關報導： 江岷欽觀點：川普四處樹敵，內外業力引爆中 ｜ 更多文章 ）
自 1977 年以來，美國總統已宣布超過 80 項國家緊急狀態，其中近半至今仍有效；國會真正成功終止或實質限制緊急權力的案例，卻屈指可數。這起關稅案，只是這種結構性失衡的最新展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