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百年前的清朝，已經達到亞洲地位的頂峰：《躁動的帝國》選摘（2）

中國的現代外交關係史始於清朝（一六四四年至一九一二年）。清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朝代。到了一七五〇年，它已粉碎在其北方邊境所有小國家的政治與軍事獨立，把它們併入日益擴大的中國版圖。清朝根據中國的條件以及中國的優越感，規範中國和其他鄰國（北起俄羅斯帝國、南迄東南亞以及喜馬拉雅山區各王國）的關係。到了十八世紀中葉，清帝國已在東亞建立一個唯我獨尊的世界。

清帝國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要上溯到十七世紀初。當時，來自北境的形形色色王公開始在明朝部分疆土上崛起掌權（明朝自西元一三六八年起開始統治中國）。侵略者宣示的目標是征服全國，恢復在失德的明朝皇帝統治下已然淪喪的儒家禮教。征服者大軍的領導人來自一個通古斯族部落，過去稱作「女真」，現在自稱「滿洲」。他們勢力往南擴張，許多蒙古人、朝鮮人和漢人，以及東北的小部落紛紛前來歸順。一六三六年，滿人建國，國號清。一六四四年，清軍攻克中國首都北京，開始綏靖全國。明朝最後一個皇室宗親在一六六二年兵敗，於緬甸被擒、處決。

清朝公布的目標是要依據儒家經書所訂的古代智慧治理。他們宣稱明朝失敗是因為統治者鬆懈、軟弱，一連好幾代失去方向感。現在，滿人雖是外族入主中原，卻要重振中國的偉大。但是和高唱傳統與價值的許多政治領導人一樣，清朝皇帝隱瞞了一個事實：他們想依自身形象重新打造中國，使中國成為偉大的多文化國家。滿人的組織相當現代，不同於原先存在的架構，強調統籌運用經濟、技術和意識形態資源。他們依靠軍隊打天下，其軍隊與鄂圖曼帝國、俄羅斯帝國或甚至奧匈帝國的部隊的相似之處，還大過與明朝部隊的相似之處。他們依賴快速移動的騎兵、火器和大砲，以及綿密的後勤作業。他們意圖建立一個超級大國，讓所有不同族裔和信仰背景的人都找到順服聽命的位置。

儘管意識形態和軍事力量強大，若非康熙和乾隆兩位聖明天子長期在位，清朝或許也不會那麼成功。康熙一六六一年登基，一七二二年才駕崩。他的孫子乾隆則從一七三六年至一七九六年，足足在位六十年。祖孫兩代在中國的統治長達一百二十餘年，把大清的基業鞏固到一六五〇年代的人所無法想像的境地。他們也把個人特質貫注到他們創造的帝國中。康熙機敏有活力，對外在世界充滿好奇心，但強力保護他的權力以及滿人的權力。乾隆則有教養、勤奮，但是沒有他祖父聰明，因此在民政及政治事務的理論上相較有些空疏。但是兩人都了解他們統治的人民以及周遭世界，熟諳駕馭一個複雜的區域所需要的外交和軍事工具。 （相關報導： 二十年內，中國將超越美國？：《躁動的帝國》選摘（1） ｜ 更多文章 ）

到了乾隆十四年（一七五〇年），清帝國已經鞏固了全中國的統治，並把帝國政府擴張到中亞、西藏和蒙古。與前朝不同，滿洲皇帝規範了帝國的對外關係，使得從朝鮮到緬甸的所有周邊小國，都明確承認中國以及清朝的霸主地位。國內方面，帝國承平，經濟擴張，農業尤其發達（同時中國也有相當蓬勃的製造業，其中又以瓷器和絲織品出口最有名）。水利和交通都有良好的開發，市場開始興起，交易的商品從土地到工具都有。中國是一個愈來愈專業化的社會，個人和家族之間的書面契約和協議扮演重要的角色。國家的影響在各行各業都可感受到，有點像法國大革命之前法國君主的絕對王權，大清希望控制臣民方方面面的生活，以及規範那些他們未能直接控制的人。和歐洲君王一樣，大清在許多方面也有失敗之處，但是他們建立的意識形態模式倒是由國家堅守到二十世紀清室傾覆為止。國家的無所不在和帝國擴張大夢有密切關係。乾隆相信清朝的統治具有普世意義，其原則理應讓所有在文化上能夠領會並運用的民族所遵循。這種普世主義超越一切，在十八世紀末期驅動帝國在其邊疆進行耗費不貲的軍事遠征。因為用兵邊疆的舉措，最終在十九世紀初造成國庫空虛。

歷史學家直到今天仍說清代中國褊狹、內觀。但是當時在區域內和康熙、乾隆對抗的人，絕對不會說他們是內觀的。清朝持續對外擴張，除了康熙在一六八三年征服台灣之外，他們的重心擺在陸地邊境。到了一七五〇年，乾隆的外交事務大體上以三個區域為主：中亞方面，重點是擴張；亞洲海岸，重點是貿易和朝貢；俄羅斯，重點是外交。所有這些方面的政策都經過統籌安排，讓大清皇帝能夠專心統治中國，同時消滅邊界上那些北京認為有能力威脅其統治的敵人。清朝自身以武力奪取中國，它要防止任何新的競爭者依樣畫葫蘆。

清朝勢力進入中亞是一個激烈衝突、乃至種族屠殺的戲劇化故事。十八世紀初，準噶爾是由蒙古人領導的一個強大汗國，掌有中亞西部至蒙古心臟地帶，並及於西藏邊界的廣大土地，其面積大約相當於現代的印度。準噶爾斷斷續續與清朝交戰七十多年。一七五〇年代，乾隆發動他所謂的「徹底解決」準噶爾問題的戰爭。在戰場上擊敗準噶爾人之後，他下令清軍追捕準噶爾精英，一律殺無赦，成為十八世紀種族屠殺的一樁標準事例。接下來，乾隆把準噶爾東部大部分地區及其南方一些小汗國併入中國，建立乾隆非常自豪的一個新行省，命名為「新疆」。

沿著亞洲海岸線，清朝同樣強勢，但不那麼殘暴。中國南方和東方的一些國家對北京的皇帝維持某種形式的朝貢關係。（唯一例外是日本，清朝認為它是朝貢國，但事實上完全管不了它。）從朝鮮到尼泊爾各國都依據某種形式的儀式表示恭順，譬如定期向皇帝上貢，與中國保持動態的關係。不過，所有這些關係性質都不一樣，並沒有像一些歷史學家所謂的全面的「朝貢制度」。其實朝貢比較像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制度，中國文化是這些亞洲周邊國家許多精英團體自我認同的重心，中國一直是他們思想行為的重要參考（很像今天美國在歐洲人心目中的地位）。但是朝貢國大多善於運用關係為自己爭取好處。小國家經常訴諸皇帝的宗主權，替本身取得貿易特權（有時候會把貿易包裝成朝貢），或取得中國的協助來遂行國內的權力鬥爭。

直到英國人和法國人在十九世紀抵達之前，俄羅斯是中國唯一的帝國鄰邦。儘管清朝決定尊重北方俄羅斯的領土，但雙方仍是非常不對等的關係。遙遠的距離和整體力量並不利於俄國人，因此他們很小心不去招惹清朝。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年）的《尼布楚條約》從今天蒙古邊境往東畫出一條邊界線。中國依據條約轄有整個黑龍江流域和今天俄羅斯的濱海省（包括庫頁島）。《尼布楚條約》有助於維持和平，並允許沿邊境進行特許的貿易。清朝放棄他們認為冰天雪地的北方荒原，放手向西擴張。中俄《尼布楚條約》是中國和歐洲列強簽訂的第一份條約，讓清朝見識到歐洲的外交做法。康熙皇帝從兩位高級外交顧問，分別是法國耶穌會教士張誠（Jean Francois Gerbillon）、葡萄牙耶穌會教士徐日升（Tomas Pereira），學到很多。

除了俄羅斯和亞洲東部諸國，一七五〇年，世界其他地區與中國在安全領域的關係，遠不及文化知識方面的關係來得重要。康熙曾在朝廷接見亞洲島國代表、印度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命令底下學者要擴大了解這些外邦異域的知識。有一段時間，康熙與來自歐洲的耶穌會神父，如張誠、徐日升等過從甚密，他們呈給康熙有關天文學、軍事事務、建築和繪畫種種最新的發現。康熙很小心提防不讓他們或穆斯林、佛教僧侶有任何可能危害清朝政府霸業的傳教活動。教宗克勉十一世（Pope Clement XI）頒布了一道愚蠢的敕令，禁止中國教徒參加清朝的國家儀式。康熙遂於一七二一年下令禁止基督教傳教，但耶穌會仍留在中國，直至一七七三年清廷正式取締。然而，仍有部分傳教士繼續留在中國，例如乾隆的御用翻譯官錢德明（Jean Amiot），便於一七九三年在北京去世，比乾隆駕崩早了僅六年。

一七五〇年的清朝在亞洲的地位已經來到頂峰。乾隆皇帝喜歡誇耀帝國不畏外敵入侵，農業供應亦已自給自足。中國和亞洲大陸國家互動的形式由北京決定，雖然清廷不能越俎代庖，替其他國家決定政策，但透過外交、教育或文化，中國經常對鄰國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北京被公認是東亞區域的中心，吸引各方人士前來，關於思想、品味和流行的重要判斷當然是由北京發散出去。甚且，中國精英堅信大清政治制度是治理帝國唯一的合理方式，可作為亞洲、乃至全世國各國的標竿。 （相關報導： 二十年內，中國將超越美國？：《躁動的帝國》選摘（1） ｜ 更多文章 ）

＊作者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挪威歷史學家，現居美國康乃迪克州紐黑文，主要研究冷戰史和當代東亞史。現為耶魯大學歷史和全球事務伊利胡（Elihu）講座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 躁動的帝國：從清帝國的普世主義，到中國的民族主義，一部250年的中國對外關係史》（2026年修訂三版，八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