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初起─中國舉國動員，對外國人殷勤招手：《狂野之旅》選摘（3）

一九八五年， 中國文化部旗下的外文出版社《 人民畫報》(China Pictorial)邀請我前往北京擔任「外國專家」。《人民畫報》為國營宣傳刊物，由海外的各個大使館發送；每月出刊二十四頁，以附有長文圖說的懷舊圖片宣揚中國幸福的少數民族與農業成果。《人民畫報》的員工約莫三百人，我從前在紐約的《商業周刊》(Business Week)任職，當時每週出刊六十四頁，員工只有這裡的三分之一，還被大家取笑人太多。《人民畫報》的三百名員工負責十八種語言的發行，印尼文也在其中，但一九六五年印尼總統蘇哈托(Suharto)控訴中國暗中策動印尼政變，致使中印斷交，印尼版亦暫停發行。

即便如此，印尼文部門仍維持五名譯者。一個人負責為其他員工修理收音機，閒暇之餘就窩在自己架在單位內的吊床上打盹。另一個人整日吟詩作對。還有一個人成天在大廳來回踱步，喋喋不休。

單位設有醫務室讓員工享受基本的醫療，醫務室裡有一面大白板，上頭公開了每位員工在一個月內用了幾個保險套。所有年輕的未婚員工都住在辦公室裡，因宿舍不足，通常只能睡在辦公桌上；幸運分配到公寓的人(通常是在婚後或年滿四十的幾年後)，得以住在附近社區中那些由《人民畫報》所有及管理、配備冷水的小房間裡。

即使無所事事，但還是必須每天在辦公室出現，員工只好靠著打桌球、菸一根接一根地抽(當時的中國人普遍認為抽菸能養肺)、玩牌和打盹來消磨時間。不少人三天兩頭就申請離職想另謀高就，但從來沒有人獲准—畢竟雜誌社是靠人數才能拿到政府補助，工作機會也不多，且誰也不想被扣上害別人失業的帽子。員工每月的薪水都是領現金。當時面額最高的人民幣紙鈔是十塊錢，平均每名編輯、攝影師、譯者每月能掙到六張十塊鈔票，即不到十美元的薪水。由於吃住水電都幾乎全包，所以薪水多半用來花在香菸等額外開銷上。

至此我明白，就算能勉強顧好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人民畫報》的體制仍然極其呆板、效率低下。在層層管制之下，員工彷彿只是孩童，行動處處受限，就連結婚和出門旅遊這種事情都需要上級書面許可。工作毫無章法，大家興致缺缺，頂多做到最低標準。每逢週六，每個人都得參加「政治研究」，檢討自己的思想可能在哪方面違逆了共產黨。食物簡單到不行，聊天話題多半就是哪裡可以買點地瓜或魚等來打打牙祭。初冬時，家家戶戶都會收到政府送的幾顆大白菜，晚餐就從外層剝下幾片葉子，炒來配飯吃，剩下的就擱在外頭，任其自然冷藏—因為有冰箱的家庭少之又少，如果家裡能有一台冰箱，多半會立在客廳，再得意洋洋地鋪上桌巾裝飾。

文化休閒活動則是用單位發的票看愛國電影，或是在公園運動；有點人脈的可能每年還有幸看一次雜技表演。

我到職約莫一個月後，有位同事說他的父親因肺結核離世。

「這應該能治好才對，」我說，「是不是醫生誤診？」 （相關報導： 內戰底下的外交官：楊進添回憶錄《永晝不息》選摘（1） ｜ 更多文章 ）

同事不禁苦笑：「身為農民，哪有錢看醫生。」就是這樣的一句話，讓我對毛澤東那一套思想動搖了，質疑這樣的社會體系是否真的能改善人民生活。這是我頭一次意識到，中國的所謂「社會主義」，說穿了不過是為城市的特權階級服務。

我之所以滯留在中國，起初是想學中文，之後則是因為我結婚了。一九八八年，我將婚訊告知印度口譯，並且說我需要回美國「充電」一下。適應環境耗費了我許多心力，而且那時每週只放一天假。我多想睡到自然醒，但每逢星期天，我那些新親家就會在七點半一大早上門(當時還沒有電話)，然後一整天都在我有熱水的家裡煮飯、小睡、洗澡、看電視。這讓我不得不一直說中文，但苦於有限的詞彙量，總讓我覺得自己很蠢。我老是弄錯稱謂。在中國參加聚會時，必須按輩分依序稱呼每個人，稱謂非常嚴謹，諸如婆婆、大伯、大伯母等等。這些稱謂總是把我搞得暈頭轉向，因為擔心犯錯而結結巴巴，像是把「伯母」叫成發音相近的「保母」。因此，我們一起搬往華盛頓，重新與我心中的現實世界接軌。

一直到一九九三年，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hina Business Council)聘請我前往北京負責管理中國業務。因為那個年代懂中國的美國人少得可憐，才會有人願意砸錢請我這種「記者兼雜誌編輯」，我真的沒領過這麼高的薪水。這個所謂的「委員會」，旨在促進中美關係，過往在華府十分低調，但到了我任職的這幾年，也就是一九九三至九八年，外資爆量湧入中國，態勢整個反轉。我從小在華府長大，對商業一竅不通。有次福特汽車的老闆來訪，我竟然調錯資料，拿成FMC(一家化學品公司，我誤以為是「Ford Motor Company」的縮寫)。我只知道奇異公司(GE)是做燈泡的，埃克森美孚(Exxon)或埃索(Esso)則是賣汽油的。但沒人會跟我計較這些，那些來北京陪執行長辦事的人總得把老闆的行程塞滿，所以通常都會加上「拜訪委員會的思安(我的中文名字)」這個選項。這時我就會正襟危坐，聽執行長高談闊論，說他們要打入中國市場有多艱辛。他們對我透露的，遠比面對記者受訪時要多得多，讓我得以從特別的視角一窺中國的經濟體制。

數月之後，我認為最好是實際去中國各省走走，於是決定出差參加商展，地點是居中的古都西安。二千年前，由兵馬俑軍隊層層把守的秦始皇陵就位於此，氣勢非凡。在西安的第一個早上，我本來是要從飯店走一小段路到展覽中心去參加展前會議，現場有兩名身繫紅腰帶的小姐帶我穿過一扇門，走上樓梯。我心想這樣入場著實突兀，難道是因為我遲到了，其他來賓都已經就座了嗎？但又很期待接下來的講者會是誰，只能摸黑繼續走，直到碰到厚重的天鵝絨布幕。結果布幕一拉開，刺眼的燈光朝我照來，此時廣播系統傳來一句響亮的中文：「有請楊思安經理致詞！」強光照射之下，觀眾席一片模糊，但感覺應該有上百人，他們全都站起來鼓掌。這實在讓人驚恐，看來今天的講者非我莫屬，只好硬著頭皮結結巴巴地說美國投資者非常看好中國的崛起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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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的「致詞」結束後，總算能參觀展覽了。像是培育新品種蘋果的生物工程種子、發明人自稱的滾珠軸承新科技、有某種作用的電路板、由炭化木研製的肥料等各種展示，應有盡有。大家都想爭取外資以擴大生產規模，但我其實沒什麼資源，更擔心這些創業家會看穿我是個冒牌貨。不過之後我就恍然大悟了：找我來的「主辦單位」也只是牽線讓我和這些工廠負責人認識一下，他們免費來省會一遊，我露臉就算是還了人情。本來就沒人想藉此談成生意。

中國「改革開放」的前幾年，我彷彿是一頭動物園裡的奇珍異獸，隨便哪個城市，只要是白人，都會自動被當成商務精英，供大眾圍觀。另一次則是在河南的會議，大會還安排我跟首長平起平坐並接受電視採訪，其他非洲和印度的外籍與會人士則坐在不起眼的後排，因為他們覺得我高人一等—白種歐美人最有錢投資。

中國舉國動員，對外國人殷勤招手。老一輩的領導人換下毛裝，套上西式運動夾克，走出國門、學習英文。中國國內第一批能擁有家用電話和能收看英文頻道電視的，就是這些外籍人士；外國人的車牌也非比尋常，不會被開罰單；他們還有特權能直接與政界首長會面；造訪各省城市的外籍遊客有收不完的禮物和吃不完的宴會。在北京，即便是最低階的外籍工廠管事，也有資格與政府高官見面，待遇堪比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專業口譯隨侍在旁，嚴肅看待他們的經濟觀點，更有年輕貌美的女孩不斷替他們在琺瑯蓋杯中注入香片。我們的特殊待遇無所不在。只要一離開北京，總有大批群眾跟在我身後，伴隨孩童高呼「老外！」的聲音。不管哪裡的中國人都對我們和藹可親，坦率地談論著國家的問題，同時對西方充滿崇拜之情。剛開始幾年，每次當我推著兒子在街上隨便轉轉，就會有人攔住我說：「這個美國小孩將來會又帥又聰明！」

這種特殊待遇讓外國人目眩神迷，絲毫沒有意識到中國人只是把他們當成會行走的錢包。這個過去封閉多疑、對內專制、對外咄咄逼人的政府，彷彿一夕之間改頭換面，變得充滿活力、擁抱外資與貿易，且願意給與企業更多自由。如同氣溫升高就要脫衣服，中國亟欲擺脫毛澤東時代的壓抑與限制；又彷彿從多年沉睡中醒來，亟欲彌補錯過了的時光。

資本主義的意識型態自一九七九年開始的改革開放而逐步高漲，並在一九八○年代中葉以後站穩腳跟，北京就像是一部從黑白變成彩色的電影。市面上開始出現菲律賓的香蕉、鳳梨還有花生油，每天去市場都會發現新鮮事。城市裡的市場原本只有死氣沉沉的高麗菜和馬鈴薯，如今突然擺出各式各樣的果菜肉品任君挑選。還在不久以前，臉皮薄一點的客人只能漲紅臉喚店員「同志」，拜託他們找出內衣或汗衫(當時唯一的選擇是藍色)，此時大賣場卻一家接一家地出現，還推出各色針織毛衣和襯衫。人們開始講究吃穿，政治研究課程不去也不會怎麼樣，週六還能放假。食物和生活用品的配給券成為了歷史，那種隨時怕說錯話惹怒黨的深切恐懼也隨之消失；可以跳舞、有不同的音樂可聽，還有真正的電影和詩集可看。

這些生活上的轉變、選擇和自由，無不令人如沐春風。如此光景持續了好一陣子，六十元人民幣的薪水袋子也愈來愈厚，中國人開始將目光放在買車與電子產品之上，甚至想出國玩一趟。那些將人一輩子與雇主綁在一起的規定廢除了，大家開始有動力地尋找自己喜歡的工作和合得來的同事。工作好找，薪水也持續上漲，父母得以期望孩子過上比自己當年更好的生活。如此快速的發展讓所有人—無論中外人士，都認為中國過往的那段黑暗時代終將一去不復返。

但事實證明，這一切不過是假象。 （相關報導： 內戰底下的外交官：楊進添回憶錄《永晝不息》選摘（1） ｜ 更多文章 ）

＊作者楊思安（ANNE STEVENSON-YANG）身兼作家、商業評論家與分析師。旅居中國二十五年間，她曾在中美貿易中擔任重要角色，並創立了出版、軟體及網路媒體領域的公司，同時也是美奇金投資諮詢公司（J Capital Research）聯合創辦人兼研究總監。本文選自作者著作《狂野之旅：外商在中國的25年，從錢進中國到排外閉鎖的經濟簡史》（八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