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國夢碎─中共賺夠了之後，就開始從國際事務中抽身：《狂野之旅》選摘（4）

中國張開手擁抱西方企業，造就出一種新秩序，讓企業經理人及後來加入的銀行掮客得以說服手上有點資本的人，把錢紛紛投進中國，他們著眼的是「敲門磚」與「成長機會」，而非單純只是獲利。這些金融守門員為了一己私利，深信市場的鑰匙由中國官僚把持，萬一得罪這些官僚，就不得其門而入，於是他們開始大肆吹捧中國和各級領導人物。物質環境的轉變堅定了大家對中國快速進步的信心，一九九○年代中期的時候，大家都說全球有五分之一的起重機都集中在沿海的一線城市：上海。至於健康、教育水準或是人權都沒人在乎，畢竟水大好行船，每人都能分一杯羹才更為重要。

多年之後我才幡然醒悟，身為這場精裝大戲中的一角，我有多無知無畏。中國看似容易拿捏、醉心變革，實際上仍是個幅員遼闊的古老王國，對自己的傳統自視甚高，根本沒把這些資本主義的傳教士放在眼裡。不論是來玩的還是來定居，外國人幾乎都只待在一線城市裡的一個小區之中，如同掌心上的雪景水晶球般不諳世事。這些區域頂級酒店林立、道路平坦通暢，連接著停靠了最新型飛機的大型機場。外國人從潔白鬆軟的被窩中悠悠醒轉，倚在貴賓室中一邊啜飲現榨柳橙汁、一邊俯瞰城市風景，然後收好《金融時報》的影本，下樓緩緩走向由司機駕駛的黑色奧迪。這便是外國投資者當年所見、頻頻盛讚的中國，但這充其量不過是間光鮮亮麗的「珍奇屋」，專門開放給銀行家、顧問、大老闆、記者和外交人員等一小撮特選觀眾觀賞的，當他們推開門縫瞧上一眼後，就能回去跟全世界說中國滿是寶貝、遍地黃金；畢竟，中國不歡迎背包客，幾乎不發簽證。

儘管如同海市蜃樓，但能住在閃閃發光的珍奇屋裡還是令人興奮不已。我毫不費力就走上了創業之路，出版社、客戶關係管理軟體公司與網路媒體公司接連成立；這片在地市場龐大而詭譎，外資與客戶亟需踏腳石才有辦法打入，我開的這類公司正巧投其所好。

除了先生，當時我還有兩個孩子與一個年紀稍長的繼子、一個熱鬧的大家庭，再加上一隻狗、一棟房子和兩台車。我們一家人住在外僑社區，那裡宛如美國影集中虛構的溫馨小鎮「梅伯里」(Mayberry)，每天就是騎著單車到星巴克喝杯義式瑪奇朵，在專賣舶來品的超市採買像是義式羅勒香料或洗碗機專用洗碗粉等一般中國家庭連聽都沒聽過的玩意。就算進口火雞比沙發還貴，我們照樣在感恩節烤火雞，我們看國外的電影(盜版的)、上教堂，舉行運動比賽，盡情享受當時中國人所沒有的自由。

北京外橋順義區與外商、大使館林立的朝陽區，堪稱兩大舒適圈，會冒險踏出的外國人少之又少，但只要選個週日，往西開上短短五十公里，就會看到一個彷彿凍結在三百年前的中國。門頭溝區多的是沒有鞋子穿的赤腳孩童，會因為收到北京外國教會捐的鉛筆和書包而感激涕零；在鄰近北京的避暑勝地承德，隨便一個人在餐廳裡點碗湯，乞丐就會立刻蜂擁而上；而城北景點裡的蹲式廁所髒得要命，室內沒有暖氣，毫無樂趣可言，除非你想光顧當地娼妓。 （相關報導： 中風的那一天：《面對老，我有備而來》選摘（1） ｜ 更多文章 ）

面對這些甚為懸殊的差距，我們理所當然地相信各處正紛紛動工的建設，終將帶領這些地方脫離貧困。但即便外在環境的轉變飛快又驚人，但對於真正有助提升群體的醫療、教育或社會流動，卻是杯水車薪。伴隨而來的，是中國日益黑暗、限制日深的文化與法治。到了奧運前夕，這股黑暗便再也藏不住。

二○○八年的奧運讓中國領導階層戒慎恐懼，畢竟，全世界都在看。所有政府部門都被警告絕對不能出錯，最好的辦法就是限制一切可能的活動。於是乎，為迎接奧運遊客而紛紛重新裝潢的飯店，居然被禁止接待外賓；簽證申請也紛紛遭拒；網路監控到了荒腔走板的地步，連毒奶粉害死嬰兒的新聞都被壓下，導致毒奶粉仍能在市面流通；當局動員了數十萬人來監控言論與巡查集會。

中國幅員遼闊，中央對地方的垂直掌控度不高，多半依賴「配額」的手段來達到目的，而且不僅用在經濟層面，連執法也來這一套。眼看奧運迫在眉睫，警察被交代要完成極高的逮捕配額，為了交差，他們只好靠外面的仲介幫忙湊人。這很快就演變成牟利的勾當，說穿了就是遊走法外的綁架勒索，要繳交約莫五萬美元才能放人。光是我身邊，就有六個朋友因此被抓了，其中一對夫妻只好賣房交贖金，之後立刻搬回美國，再也不回來。

文化環境同樣處處受限。二○○八年以後，藝文活動只剩下來訪藝術家的演出，但票價昂貴，還得等待高層的重重批核，檔期也短得可憐；對比滿大街的盜版光碟，電影院引入的外國電影同樣少得可憐。

這場奧運讓我明白，中國從未發生體制上的轉變，一九七九年後所實行的資本主義，終究只是實驗一場，而且一旦被判定無用，便會馬上棄置不用。中共向資本家敞開大門賺夠了之後，就開始從國際事務中抽身。

中國不再熱切迎合西方，西方的中國夢亦同樣幻滅。回顧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政治精英所精密打造的「珍奇櫃」，一度讓世界以為，這便是拆解中國的概念框架；中國彷彿「小國做到了！」(Little Nation That Could)，年輕有為的智囊團正不動聲色地將經濟體制從過時的社會主義模式轉型成資本主義模式，並將催生出「傑佛遜式民主」(Jeffersonian democracy)。當時中國領導層希望資金不斷湧入，外資守門員的私利正巧與之一拍即合；一九八○至二○一五年前後，錢流進中國的速度減緩，甚至有逆轉的趨勢，世界原本用來分析中國的那套框架，也早已與現實脫節。 （相關報導： 中風的那一天：《面對老，我有備而來》選摘（1） ｜ 更多文章 ）

總歸來說就是西方把中國的改革，一廂情願當成是政體的根本轉變。西方世界的希望與焦慮，在中國這塊大銀幕上反映無遺，此種恐慌每隔幾年就會浮上檯面，多半是伴隨「中國崛起」的種種不同面向，或是歐美的勞工與企業感受到的經濟與政治威脅。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西方一度認為中國那股自主創新的勁頭會讓國外的科技公司難以生存，為此還針對中國的科技野心開了無數次的會。中國在二○一四年左右，開始大力遊說將人民幣納入強制性的國際準備(international reserve)，經濟學家便警告人民幣會取代美元，成為全球貿易與投資的首選貨幣；而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際，分析師則指出中美抗衡的新世界秩序將成形。這些恐慌皆未成真，然而國際上截然不同的兩派，都仍堅持對己方最有利的中國論點：要麼為虎視眈眈的競爭對手，其好戰將威脅世界和平；要麼是可敬的合作夥伴，其龐大的新興市場讓所有外國企業都難以抗拒。

實際看來，這兩種觀點都失之精確。擔心中國成為競爭對手，根本是搞錯重點；但要搞懂中國對全球經濟與治理有多舉足輕重，這才只是剛開始。將工業與製造業外移至中國，不但大幅拉低了西方的零售價，更削弱了勞工的談判權力，導致歐美許多城市面臨產業被掏空的危機，工作機會一旦流失，接踵而來的就是社會問題。由於境外企業超出了西方政治體制的管轄範圍，因此這些企業與西方銀行掮客在中國賺進的大筆鈔票，未能返鄉投入國內亟需的基礎建設之上，而是悉數落入商業巨擘的口袋。中國躍升成為經濟強權，同時竄升的還有億萬富豪寡頭；西方民主遭遇信心危機，轉而靠向威權主義。這當然不能怪到中國頭上，但這些國際上發生的所有效應，都無法與中國在全球經濟的崛起脫鉤。

中華民族的歷史大抵就是希望與失望的不斷交替，無論農民革命、開放貿易，還是共產主義理想，全都難逃此循環；一旦統治精英的地位鞏固，大多數人的繁榮與自由也隨之遭到抑制。起初理想主義者懷抱理想投入，盼望能掌握革命的話語權，但共產主義在中國旋即轉向獨裁，一丁點異議都容不下。亢奮瀰漫整個革命初期，但身為史達林的同路人，中共馬上用行動證明，人民福祉在權力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精英對權力的執迷，固然是所有政治體制的罩門，但這樣的一黨專政本就缺乏自我修正的機制，也讓中國又再次走回貧困與孤立的老路。中共對人民的統治不容外力挑戰，因而走向孤立以迴避國際要求其制度改革的呼聲，中國一旦回歸過往的神祕難解，對中國人民來說無疑是悲劇一場，對全世界衝擊之嚴峻亦難以衡量。宛如倒帶播放的電影，過往中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所帶來的改變曾有多震撼，未來中國的萎縮與退守，帶來的衝擊就有多崩潰。

＊作者楊思安（ANNE STEVENSON-YANG）身兼作家、商業評論家與分析師。旅居中國二十五年間，她曾在中美貿易中擔任重要角色，並創立了出版、軟體及網路媒體領域的公司，同時也是美奇金投資諮詢公司（J Capital Research）聯合創辦人兼研究總監。本文選自作者著作《狂野之旅：外商在中國的25年，從錢進中國到排外閉鎖的經濟簡史》（八旗文化） （相關報導： 中風的那一天：《面對老，我有備而來》選摘（1）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