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英國年賠 36 億英鎊的啟示—當醫療與社工體系忙著「抓戰犯」，誰來解決問題？ | 郭冠廷

英國年賠 1,450 億的血淋淋教訓：我們正在用「廉價的正義」換取昂貴的崩潰

當剴剴案的社工被上銬那刻，全台灣彷彿集體高潮了。輿論找到了宣洩口，正義魔人找到了戰犯，政府找到了替罪羊。大家都在喊：「為什麼沒訪視？為什麼沒發現？燒死那個失職的社工！」

英國公共帳目委員會（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PAC）近期公布一項驚人的數字：英國國民健保署（NHS）每年的臨床疏失（clinical negligence）賠償支出，已飆升至 36 億英鎊，折合新台幣約 1,450 億元。這筆錢的規模，已接近英國國防預算的十分之一，成為政府資產負債表上，僅次於核電廠除役的長期財政黑洞。

36 億英鎊，乍看像是醫療品質惡化的結果，但若細究其結構，真正的問題並不在「醫生變差了」，而在於制度選擇了一條最昂貴、也最懶惰的路——悲劇發生後，用天價賠償換取「已究責」的安心感，卻長期拒絕為風險本身預先投資。

這不只是英國的財政危機，而是一個對台灣極具警示性的制度預言。

PAC 的報告指出，NHS 臨床疏失支出並非線性成長，而是失控式飆升：2006 年約 11 億英鎊，到了 2024–25 年，預估已高達 36 億英鎊。

公共帳目委員會主席 Geoffrey Clifton-Brown 直言，這些鉅額賠償正在「將資源從迫切需要的前線照護中抽走」。換句話說，錢不是沒有花，而是花在最沒有效率的地方——法庭與判決書。

這形成一個極其荒謬的惡性循環：

越是高風險的醫療科別，越容易發生高額索賠；索賠掏空了預算，導致前線人力更吃緊、訓練更不足，進而製造下一次悲劇。

制度沒有為風險買保險，卻被迫為失敗付出天價。

單一案件的平均賠償金額，更高達 1,120 萬英鎊。

這揭露了一個醫療與法律的根本衝突：法律追求的是「完美結果」，但醫療本質上充滿不可控的生物風險。當制度拒絕承認這種不確定性，而將所有不良結果都事後歸因為「人為疏失」，產科醫師自然成為高風險賭局中的必然輸家。

疏失責任為何會失控？學界早已指出核心關鍵——後見之明偏誤（hindsight bias）。

Zwaan 等人發表於《BMJ Quality & Safety》的實證研究根據，當審查者被告知「診斷結果是錯誤的」，他們回頭檢視病歷時所辨識出的「認知偏誤」數量，幾乎是結果正確時的兩倍（3.45 比 1.75）。

換句話說，許多在法庭上被認定為「應注意而未注意」的疏失，在當下資訊有限、時間受限的臨床現場，根本無從預見。司法體系卻習慣站在上帝視角，拿著結局去審判過程。

這種審判邏輯不僅對專業不公，更直接逼迫前線人員走向「防禦性實務」——做更多檢查、寫更多免責紀錄，而不是做對病人最有意義的判斷。

面對風險，管理階層最廉價、也最直覺的回應往往是「加東西」：更多設備、更多警報、更多紀錄系統。但《英國醫學期刊》（BMJ）近期指出，這反而導致一種新的系統性危機——科技壓力（technostress）。

NHS 醫師被迫同時攜帶多種呼叫器與通訊設備，在雜亂的警報聲中工作，結果出現「警報疲勞」，對真正危險訊號反而麻痺。為了安全而設計的工具，最終成為干擾判斷的噪音。

這再次證明，制度若只會堆疊工具，而不願面對結構問題，只是在製造安全的幻覺。

將視角拉回台灣，英國 NHS 的困境彷彿一面鏡子，映照出我們在社工與照顧體系中的結構性盲點。

剴剴案發生後，輿論與司法對社工展開鋪天蓋地的獵巫。檢討報告要求提高訪視頻率、強化紀錄查核，卻極少討論一個核心問題：在高風險家庭中，制度是否提供了足以匹配責任的資源？

在台灣的兒少保護體系裡，風險是沒有被定價的。接手高風險個案的社工，沒有因此獲得成比例的人力、權限或薪資支持；但只要發生悲劇，刑事與道德責任卻被無限上綱。

相較之下，台灣長照 2.0 乃至未來 3.0 的改革，至少開始承認一件事：重度失能、夜間照顧、本來就應該是高成本服務。這不是縱容失誤，而是理性承認不確定性。

36 億英鎊，是英國為「只究責、不預防」的制度邏輯所付出的代價。

如果不希望台灣的醫療與社工體系走向同樣的崩潰邊緣，我們就必須停止用後見之明尋找替罪羊。真正的正義，不是在法庭上判出天價賠償，而是在悲劇發生之前，就願意為風險付出合理的成本。（相關報導：剴剴保母逃死後恐再逃無期？郁方怒吼廢了廢死團體　作家嘆：抗議心酸的｜更多文章）

＊作者為輔仁大學商學研究所博士生、社團法人居家健康關懷公益協會副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