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蔣昕佑也指出，從法官的角度，可能他覺得已經有下手，可是回到創作者的想法，他今天要的不是一個獎狀，是確實能夠讓對方知道害怕，嚇阻侵權，而現實一點就是，進行訴訟的成本很高，時間成本、金錢成本，還有心理壓力，創作者花這樣的心力去追求正義，而然後對方也不是很積極的回應，例如說至少有道歉 、有嘗試和解，或者是說有認罪，然後仍能夠以沒有什麼成本的方式脫身 ，這才是創作者覺得不夠的地方。
蔣昕佑認為，這個案子可能在整個司法訴訟的大數據來講，法院的立場會覺得沒有做錯什麼，可是有時候要思考一下一些個案狀態，在這個案中，蕭老師是有資源、有知名度，而且也是很配合法院的當事人，反之對方開庭常常不到，答辯狀也不遞，可是在這個情況下，蕭老師仍無法藉由訴訟程序達到期待，他的期待只有一個，就是至少要讓對方能夠知道錯，或者是有些影響；這個案子，是告訴方這邊沒有獲得滿足，被告其實也沒有受到什麼嚇阻，判決是兩面不討好，而法院可能也會覺得很委屈。
該罰錢還是該坐牢？律師盼從意圖、目的衡量
蔣昕佑並舉例，過去曾有廠商壓製Discovery光碟販賣，遭控侵權，這件案子最後被告是有被關的，他們可能以前有簽授權，授權到期後，公司還是繼續壓片賣，而因為都在大賣場、家樂福賣，所以很好追溯片廠。
蔣昕佑認為，確實這個侵害幅度較大，但與蕭言中案相較，兩案有點輕重失衡，光碟較可能是商業上的誤會，雖然說量很大，不過比較是錢的問題，可以看是不是補繳授權金或是販售的金錢回歸Discovery公司，該廠商的負責人跟一些員工，給予易科罰金或緩刑機會，因為這個部分比較傾向商業上的利益，並不是這麼刻意。
蔣昕佑解釋，蕭言中案則是反過來，規模老實說不大，是侵權者態度非常惡劣，而且是把別人的作品弄成自己的系列，以創作是孩子來比喻 ，第一種情形，比較像無心之過、輕忽或故意，但不嚴重，不小心撞傷孩子，也許還可以用和解、道歉，來填補損害，但蕭言中的狀況是，他跑到別人家，也沒辦法對他怎樣，這在程度上是有差的。 （相關報導： 抄襲、盜版差在哪？哪個判比較重？律師從《著作權法》談起⋯ ｜ 更多文章 ）
蔣昕佑並談到，智財法院在審酌惡性方面，如果是去看訴訟的過程，還有加害人的惡劣態度，這種人才比較有惡性 ，至於如果說是因為商業上的關係，反而可以去考慮說針對這部分，有什麼填補措施，是不是不要讓人家去關，因為雙方目的也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