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世代代以來， 美國人對憲法一直有強烈的信心， 以此為核心認為美國是天選的國家，有神意指引，是全世界希望與機會的燈塔。
雖然這個世界觀可能褪色了，對憲法的信賴度仍然很高。一九九九年的民調發現八十五％美國人相信憲法是「美國在近一百年來成功」的主要理由。
確實，我們的憲法制衡體制是設計來防止領袖集權濫權的，在美國史上多數時候，真的有效。林肯總統在內戰期間的擴權在戰後被最高法院逆轉了。尼克森總統的非法竊聽在一九七二年水門案之後被揭發，引發了國會大舉調查與兩黨施壓設置特別檢察官，最後在確定面臨彈劾時迫使他辭職。在這類例子裡，我們的政治機制扮演了對抗專制傾向的重要堡壘。
但是憲法的護欄本身足以確保民主嗎？我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即使設計良好的憲法有時也會失靈。德國的一九一九年威瑪憲法是國內最偉大的法學家設計的。它長期備受推崇的Re chtsstaat（「法治」）是公認足以防止政府濫權的。但在一九三三年面對阿道夫．希特勒奪權，憲法和法治都迅速崩潰了。
或者想想後殖民拉丁美洲的經驗。該區域許多新獨立的共和國直接以美國當模範，採用美式總統制、兩院制國會、最高法院，有的還採用選舉人團跟聯邦制。有的國家寫出的憲法幾乎照抄美國版。但是區域內幾乎每個新生共和國都陷入內戰與獨裁體制。例如，阿根廷一八五三年制定的憲法很像美國的：三分之二的本文直接照抄美國憲法。但這些憲政安排沒什麼能力防止十九世紀末的選舉舞弊、一九三○與四三年的軍事政變，以及裴隆的民粹專制。
同樣地，菲律賓一九三五年的憲法向來被形容為「忠實拷貝美國憲法」。在美國殖民監督下起草，經過美國國會批准，這份憲章「提供了自由派民主制的典型範例」，權力分立、權利法案、總統限任兩屆。但是費迪南．馬可仕總統不願意在任滿後下台，一九七二年宣布戒嚴後相當輕易地過關。
如果憲政規則足夠，那麼裴隆、馬可仕或巴西的瓦加斯這種人──都在字面上包含大量制衡機制的美式憲法下就職──就會是一或兩任總統而非惡名昭彰的專制者。
即使設計良好的憲法也無法靠自己保障民主。舉例，憲法永遠不周延。就像任何規則，總有無數漏洞和模糊處。無論多詳細，沒有操作手冊能預料到所有可能的意外狀況或診斷在所有情境下該怎麼做。
憲政規則也總是要靠各方面的解釋。說到美國參議院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的角色，具體來說，「建議與同意」是什麼意思？「犯罪與行為不檢」一詞建立的彈劾門檻是什麼？美國人辯論這些憲政問題幾百年了。如果憲法權力有多種解讀方式，就可能被用在創造者沒料到的方式。
最後，憲法的條文可以用侵蝕立法精神的方式在表面上遵守。勞工抗議最具破壞性的形式之一就是「照規則工作」活動，工人們只做契約或職務說明上要求他們做的事，絲毫不多。換言之，他們嚴格遵守書面的規則。幾乎毫無例外，職場會立刻癱瘓。 （相關報導： 民主社會的價值衝突，怎麼解：《研之有物》選摘（3） ｜ 更多文章 ）
因為所有法律系統先天必然有漏洞和模糊，我們不能只依賴憲法來捍衛民主反抗企圖專制者。「上帝從未賦與任何政治家、哲學家或任何人足夠的智慧，」美國前總統哈里遜寫道，「去坑騙一個人人都可以被取代的政府體制。」那也包括我們自己的政治體制。美國憲法在大多數時候，是份高明的文件。但是原版的憲法──只有四頁──可以用很多不同甚至矛盾的方式來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