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範不只是個人特質。它不是單純仰賴政治領袖的善良品德，而是在特定社群或社會裡成為常識的共同行為守則──被成員們接受、尊重與奉行。因為沒有明文規定，通常難以看見，尤其運作良好的時候。我們可能誤以為那是不必要的。但是這麼想就錯得離譜了。就像氧氣與乾淨水，規範的重要性在缺乏時最感受得到。規範夠強時，違規會讓人表示不以為然，從搖頭嘲弄到公開批評與直接排斥。違反規範的政客可想而知要付出代價。
不成文規則在美國政壇到處都是，從參議院與選舉人團的運作到總統記者會的規格。但特別有兩項是民主制度運作的基礎：互相容忍與制度性自制。
互相容忍是指只要我們的對手照憲法規則走，我們接受他們有存在、競逐權力與統治的平等權利的概念。我們或許不同意，甚至很討厭對手，但我們還是承認他們的正當性。這表示承認我們的政治對手是正派、愛國、守法的公民──像我們一樣熱愛國家也尊重憲法。這表示即使我們認為對手的觀念很愚蠢或頑固，並不把他們看成存在的威脅。
我們也不把他們當成叛賊、亂黨或無法接受。對手獲勝時我們可能在開票夜掉淚，但我們不認為這種事就是世界末日。換個說法，互相容忍是政治人物承認歧異的集體意願。
這聽起來或許只是常識，政治對手不是敵人的觀念是個傑出又深奧的發明。整個歷史上，反對當權者一向被視為叛國，事實上，正當反對黨的概念在美國成立時仍幾乎是異端邪說。美國早期黨派爭戰的雙方──約翰．亞當斯的聯邦黨和湯瑪斯．傑佛遜的共和黨，互相把對方看成共和制的威脅。聯邦黨自認是憲法的化身；在他們看來，反對聯邦黨就是反對整個美國的計畫。所以傑佛遜和麥迪遜籌組後來的共和黨時，聯邦黨把他們當叛徒，甚至懷疑他們窩藏差點跟美國開戰的法國革命軍親信。至於傑佛遜的信徒，則指控聯邦黨是托利黨，受英國支持陰謀恢復君主制。
兩邊都希望打敗對方，採取步驟（例如一七九八年的客籍法和懲治叛亂法案）以合法懲罰區區的政治異議。黨派衝突激烈到很多人害怕新共和會崩潰。在幾十年的過程中，敵對的美國兩黨才逐漸辛苦地認知他們可以當對手而非敵人，輪流執政而非互相毀滅。
這個認知是美國民主的重要基礎。
但互相容忍不是所有民主國家與生俱來的。例如西班牙在一九三一年進行第一次真正的民主轉變時，期望很高。由曼紐埃．阿薩尼亞（Manue l Az ana）總理領導的左傾共和黨新政府決定實施議會民主。但是政府跟兩極化的社會有所衝突，民間從左派的無政府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到右派的君主擁護者和法西斯主義者都有。敵對陣營不是互相視為黨派對手而是死敵。一方面，右翼天主教徒與君主擁護者驚恐地看著他們最重視的社會機構──教會、軍隊和君主──被剝奪特權，不接受新共和國的正當性。依某位歷史家的說法，他們自認是在對抗「布爾什維克化的外國勢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