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終於等到珊德拉（Sandra）女士時，她的三位助手已請我吃了一盤飯。天氣很冷，一向不修邊幅的我，今天得穿起我的皮大衣了。我一直以為那件大衣讓我看起來很拉風；但要嘛十字架傳教會的義工們看太多了，要嘛他們學會盡量不去問誰是誰，要嘛我那件大衣比我想像的還要舊。
珊德拉女士應該和我差不多年紀，油膩的雙手，一件乾淨的圍裙，妝化得相當濃厚，眉毛完全拔光，用一條寶藍色的眉線劃過。珊德拉女士已住在美國很多年，「超久的，別問我，因為你不會相信有多久的」。她以前有固定的工作，兩個女兒長大也離開各自組成家庭了，她的老公也先她一步離開了，而她有著一些錢，還有很多時光要打發，所以來這跟其他義工一起煮飯，每星期一三五，「為了神的榮耀」。她的社區廚房辦了五年了，它位在教會的一個寬敞、乾淨且無裝潢的地下室。她提到上帝時，聽來像是不再期待祂伸出援手，但卻仍祈求恩助一樣。
「因為那些日子剛好是其他社區廚房不開的時候，我們發現那些可憐的人在那幾天沒得吃……」
珊德拉女士指的可憐的人是一群五十幾個男人（都是男的），幾乎都是墨西哥裔的，幾乎都是中年或老年人。他們坐在兩張寬長的桌子兩邊，前方放著一個盛滿豐盛的蔬菜、雞肉、飯和鹹豆泥的盤子。大部份住在附近，少數住在家裡。多數流落街頭，在某個被遺棄的角落，一輛舊車裡，在橋下。或當冬天來時，在哪個流浪漢之家，那過一夜就得離開的地方。他們有大半天在十字架傳教會的教堂屋簷下渡過：九點喝一杯咖啡和吃個甜甜圈，十點聽傳教，十一點吃午餐。
「是啊，這裡大部份來的是墨西哥人，但還有其他國家的，拉美裔或非拉美人。深褐色的、白色的、咖啡色的，什麼人都有。」
珊德拉女士說完，然後看我是否聽懂了她所說的有關咖啡色的嘲弄話。
為宗教帶來更多的好處是：如果不是因為這樣，誰還會要來？更多宗教上的用途是：如果他們不來，那會怎樣？
巴爾多羅門（Baldomero）說他叫貝托（Beto），又說他出門後通常會到那街角，找人聽他訴苦。在那街角有「第二號絕望的吶喊」:「二十四小時全天候的戒酒匿名會（Alcoholic Anonymous）」、「幫助你戒酒和戒毒」、「若希望不再受苦打這電話」等資訊。
貝托是個矮小、消瘦、黑皮膚、骨頭突出，六十幾歲的男人。他說他之前工作了很多年，負責庭院園藝。
他用那加勒比海地區的口音這麼說，為的是要強調他兒子是美國人，因為他是在這出生的，在芝加哥的一個郊區出生的。可是因為酒精他自己失去了一切：酒精逼他幹了所有他自己不會想幹的事，讓他遠離了家人，遠離了上帝，讓他沒工作。又說他現在想辦法回歸到原來的生活道路上，但為時有點晚了，他說，所以流落街頭。他說的「那個地方」（out there），指著街頭的那一角落，又說他的家人不願意再見到他，因為他對他們做了見不得人的事。
那是只有我知道的事，他說。又說人生還剩什麼：過日子，這裡開的時候來吃飯，晚上找個地方過夜，有時候喝個幾杯，不然人生還剩什麼? 他問我，為了要聽我說「對，你說的沒錯」，而我閉著嘴。
宗教是人們的娛樂
現在超市裡播放著那昆比亞舞曲（cumbia），唱著愛情和愛惜這美麗人生的那類歌。在十字架傳教會的地下室裡，窮人們低著頭吃著。在一個角落有五或六個年輕人叫著，說笑著。沿著較遠的牆壁有一個櫃子，唯一的一個：「我是生命的麵包，靠向我的永遠也不會挨餓。」
她終於找到了。之後，有一個食客跟我說，貝托的一個女兒自殺了。有些人說，那是因為他逼她做她不想做的事。
貝托的人生充滿錯誤：他沉淪下去，卻沒辦法再爬起。那些陷下去的邊緣人的貧窮：
「你知道我最懷念什麼？我最懷念那些植物。「那個地方」是很難種什麼植物的。我試過了，但撐不久，我想「那個地方」是沒辦法的。只要我還沒有失去我的手感就好，如果我失去了它，我就真的什麼都沒了。」
「很多人以為來這兒的只有流浪漢。說真的，我想很多人寧願這麼認為。這樣他們會覺得心安點。」
大衛‧克勞福（David Crawford），「食品供給主任」，他的名片上是這樣寫的，他在「公正耕耘」（A Just Harvest）工作，那是一家由多個宗教團體主持的非營利機構。大衛是黑人，蓄有幾根很長的頭髮並花俏地結在他光禿的頭頂上，留著稀疏的鬍鬚，穿一件寬鬆的上衣和緊繃的高領，細長的領帶。大衛用那美式機關槍的方式說著，一個接一個的把字句噴出來，且沒有歇息的跡象。
「這樣比較簡單：大家說得很清楚，他們是流浪漢，體系外的傢伙們。所以不是體系的錯，是個人的問題。但事實並非如此，很多這裡您看到的都是有地方住的，但問題是錢不夠支付所有的開銷：有房租要付，還有健保費、醫藥費，然後沒錢買吃的，所以只能來這。這裡什麼人都有，來的人各個不同，有著不同的過去和人生的。他們的共通點是沒錢買食物，而這是確實的：只要能避免，沒有任何人會想來這些地方的。」
想像這些人是因為他們個人的過去而淪落到這地步，是比較容易的。用一個表述來架構他們的人生：他們是流蕩的，一個瘋子、酒鬼，染有毒癮，他們墮落了。由於有這樣的觀念，所以不去或鮮少質疑一個來社區廚房取食的他者，所處的社會環境。
「公正耕耘」在芝加哥的另一邊，地鐵往北的最後一站。那是個黑人社區，有些偏僻，當夜幕降臨，街燈不怎麼明亮。但這個機構的建築很乾淨，有充足的照明、寬大的窗戶，有一間牆壁畫滿蝴蝶、鸚鵡、星球和火山，孩子牽著手，充滿鮮艷色彩的壁畫的大廳。有三十幾張可坐四到六個人的桌子，整齊地排列著，很乾淨，鋪著潔淨的塑膠桌布保護著；而在大廳的另一邊有一些置放菜餚的大桌子。這邊有黑人、拉美人、白人；有小孩、老人、男人和女人。沒人向他們問什麼資料，如果想吃飯，他們就把名字登記在一張紙上，找一個托盤。大衛說，這裡有三分之一的流浪漢、三分之一的退休族，和三分之一有工作，但不夠家用及買食物的家庭。
「當然，那些是暫時性的工作，打掃家庭和辦公室，在廉價酒吧當服務生，搬運或卸貨工的。有時可能一個星期內有兩天、三天或四天有工作，領取八元的最低時薪，那這樣每個星期可能就能領到一百五十或兩百美元。在一個最便宜的房屋月租至少五百或六百美元的地方，還有交通費、醫藥費、衣服，你算算看吧：他們拿什麼買吃的？「公正耕耘」在這佇立了三十年，但最近三、四年，接受服務的人數增加許多。每天下午所準備給兩百個人的食物裡，一個小時內就清光了，乾淨俐落。大衛也說，他們的食物很健康且富營養，給他們一些肉類，好的蛋白質食品，蔬菜、沙拉、水果、麵包，所有一餐所需的營養均衡都顧全了。我們最不希望他們覺得我們提供次等的食物：沒有人是次等人士，也沒有人吃著次等飲食的。
貝緹（Betty）有六十幾歲，白色短髮，有不透明的藍色眼珠，少了幾顆牙齒，且有一個像熨斗板那般挺直的背。她用一個助行器走路，不過她住得不太遠，離這約七或八個巷口。她說她剛來這時是因為喜歡吃飯時有伴，又說現在她想可能是這樣，或不一定如此。無論如何，她就是不願意說她來這是為了吃慈善分發的食物。但現在她知道，如果沒這家社區廚房，這社區會出很多問題的。
「我老公七年前去世的。我有時覺得他很幸運能先走一步，不需要這樣過日子。而且我們向來是認真繳稅的公民呢。」
貝提的先生一生在房地產公司做財務管理，做會計那類的。十五年前帶著一份微薄退休金退休，足以讓他們倆過活。隨著時間，交易所的交易變化讓他們的退休金縮小到貝緹幾乎付不起房租。
「每一年我的女兒會請我到田納西州的孟菲斯（Memphis）走走，她住那。可以的話，也會寄點錢給我，但幾乎不多，可憐的孩子。她還有兩個孩子要養……」
貝緹又說她不希望造成她女兒的負擔，但看來真像一場騙局，過了這麼大半生，居然現在變成其他人的負擔。然後她問我打哪來的，我說是南美洲的阿根廷。
「啊，那那邊也有這樣的事發生嗎？還是只有在美國？」
「我們盡量讓他們感到，來這不需要感到羞愧， 他們不過是在行使他們的權利罷了，每個人都有吃食飽足的權利。」
「您知道嗎，那是幾十年來被灌輸的一種觀念，認為來到這些地方是種恥辱，代表嚴重失敗的那般。如果美國政府羞於承認國內有飢餓的人民，且看看那些可憐的男人和女人是否能夠不感到羞愧？」
有個六十幾歲的黑人男性，很瘦，一副落魄樣，穿著一件非常寬大，印著歐巴馬臉龐的黑白襯衫。
那男人牙齒僅剩幾顆，無力的眼神，兩手托著餐盤，不怎麼想聊天的樣子。
「不，幹嘛？他當總統後我還是這般樣。一切都沒什麼改變。」
在一個角落的告示板張貼了很多廣告，場所的規定，還有一張不太大的海報：「讓華爾街還債」。大衛跟我解釋這不是他們貼的，這只是給那些想表達意見的人一個空間。這份海報是團體「全國人民行動」（National People's Action）貼的。在很多的規定和說明裡面，「公正耕耘」標示了一個他們的不妥協：他們不收受政府補助。他們接受來自個人的、私人機構的、教會的和各種民間團體的捐助，但從不接受政府的協助。
大衛說。因此他希望有所貢獻，這是為何他們做這些的原因。
「是，任何一個。任何一個鄰居都該知道他和他的每一個鄰居都有飽足的權利，且如果一個鄰居沒得吃，則要想辦法幫助他；如果沒有幫助他，就有著跟飢餓本身一樣的過錯，更何況我們是生活在一個糧食富足的世界裡，每個人都該盡一份力的，不論何處，不論何人。那是我們認為的，那如果您不贊成……」
這比較依然令人嫌惡：跟尼日或孟加拉的窮人比起來，這些絕對是享有特權的一群。
該要討論貧窮這概念，其相對性。飢餓是絕對的貧窮，但這裡的情形是相對的貧窮，而他們卻把這稱為飢餓。相對性是個哲學性的辯論：我們到底能夠或願意或應該容忍多少的不平等？
相反的，絕對的貧窮看來是被下述這些人，排除於這個辯論之外的：那些認為一個人尚可活在遠低於其可接受的環境之下，而當這些外在因素，讓此人必須要在自然發生之前就死去，他們也會感到一點不舒服的人。
就讓他們餓死吧
「但是吃東西這回事不應該像一場每日的戰鬥，對吧？這裡是美國耶。」
迪克（Dick）戴著一副無框的眼鏡，修齊的頭髮，留著山羊鬍，厚厚的下巴贅肉，一件淺藍色的襯衫，一邊的袖子繡上美國國旗，很像郵局員工的制服。迪克五十幾歲，有個大肚子，像是兩人份的那般大。
「不，我從來沒在郵局上過班，這件衣服是我在救世軍（The Salvation Army）二手店買的。我在一家卡車公司上班，在倉儲部門，本來都好好的，可是他們關了，現在找工作非常的難。誰要僱用我這年紀的？」
迪克說，他本來就認識來「公正耕耘」這些地方領食物的人，但他從沒想過他自己居然也有來這的 一天。
「我有時候還會做點捐助。我不懂，真的不懂，怎麼事情會走到這地步……」
迪克說他每天吃起司通心粉，還有一個一美元四十九分的罐頭，如果可以，還配上一瓶啤酒。
「但我能怎麼辦？我領食物券，可每星期拿不到四十美元。每星期我只有四十元能花，四十元我可以幹嘛啊？」
又說所以他每天下午都來「公正耕耘」，至少來這讓他胖胖的，吃飽飽的。他是這麼說的：胖胖的，吃飽飽的。
「現在他們說什麼肥胖很不好，影響健康，我知道的是，胖子從不會因飢餓而死。可能因其他原因死掉，但絕不會是飢餓。」
迪克說著，然後起身，這是個很複雜的動作。他拿著拋棄式紙盤，盤子還留有一些剩餘的飯粒和兩整塊麵包。他帶到垃圾桶丟進去，我知道我不該，但我不禁想到那些剩菜不知能餵食多少個在印度比哈爾的、在蘇丹的人。比較，我們都知道的。
＊本文選自時報出版的《飢餓：從孟買到芝加哥，全球糧食體系崩壞的現場紀實》一書。這是個食物資源最豐富，卻最飢餓的年代，這本書是有關失控的糧食分配正義第一手紀實，作者馬丁‧卡巴洛斯（Martín Caparrós）1957年生於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於法國巴黎取得歷史碩士學位，曾旅居馬德里和紐約，曾榮獲星球文學獎（Premio Planeta）、艾拉德小說文學獎（Herralde de Novela）、西班牙皇家國際新聞獎 （Internacional de Periodismo Rey de España）、古根漢基金獎（Guggenheim Fellow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