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張加稅的三個理由
我認為英國應該將最高稅率提高到 65%，而且 同樣的主張亦適用於其他國家。我為何公然與數據作對，不顧證據指向可創造最大稅收的最高稅率是 40%？
第一個理由是，估計稅收彈性時有很多不確定性。布留爾、賽斯與 薛波德所做的研究，是眾多嘗試估計相關彈性的研究之一，這三位作者自 己也強調：「我們得出的彈性估計值是試驗性的，估出的最適最高稅率亦 然。」6 米爾利斯稅制檢視的報告中也明說：「估計出能創造最大稅收的最 高稅率是 40%，計算當中無法避免諸多不確定性。」7 可見誤差幅度很可 觀。以統計術語來說，在 95% 的信賴區間下估出來的彈性係數為 0.47，其 涵蓋範圍很廣，再加上之前對計算中考量的其他稅賦所做的假設，能創造 最大稅收的最高稅率低可至 24%，高可達 62%。從這個角度來看，結論就沒 那麼確定：多數政治人物提議的稅率，應該都在這個範圍內。
第二個該用不同觀點來看的理由是，米爾利斯稅制檢視中計算出最高 稅率該從 56.6% 降到 40% 的方法說服不了我。他們所有假設都朝向要讓其他稅收達到最大，也因此把所得稅加稅的空間壓到最小。不過如果我們做出 其他假設，比方說多賺的勞動所得都來自於自雇或透過第三方公司支付， 因此納稅人不用支付所有社會安全捐，那會怎麼樣？而且，適用最高稅率 的納稅人可能不會把全部所得都花在要支付附加稅的貨品上。假設他們把 多餘所得存起來，或者拿到海外花掉，那會怎麼樣？那麼以相同的信賴區 間來說，能收到最大稅收的最高稅率就從 46% 跳到 74%。
第三個理由和估計重要彈性參數的「差異中的差異」時背後假設有 關，亦和經濟學家分析個體行為時使用的方法核心有關。估計最大稅收時 的彈性時，假設不同人所得之間沒有任何相關性。也就是說，估計時以會 受到最高稅率調降而影響所得者（前 1%），與接下來 4% 不受最高稅率影響 者相比，然後比較兩群人的所得相對變動，並假設後面這一群由於稅率不 變，因此所得不變。但實際上可能會產生溢出效應（spillover effect）。意即 如果調降前 1% 者的稅率，會導致他們更努力經營企業，因此提高收入，同 時為他人創造就業機會，那麼從其他員工身上多徵收到的稅收，便應計為 降稅的稅收效應。這是調降稅率的好理由。但就我來看，這兩群人的相關 性比較可能是反向的：所得前 1% 者因降稅而增加的收入，是其他納稅人付 出的代價。以企業活動來說，他們全都在同一個池子裡釣魚，因此前面的 人所得提高，意味著後面的人機會變少。
管理階層的薪酬正是一個負面溢出效應的具體範例。過去邊際稅率提 高時，企業高階主管便無誘因去協商出更高的薪資。反過來，他們會要求 無須納稅的其他福利，或是大肆浪費企業支出，而且他們也樂於將利潤用 來再投資，以求快速擴張企業。1980 年代英國調降最高稅率，意味著他 們有動機再度花費精力提高自己的薪資或紅利，付出代價的便是股東。也就是說，提高管理階層的薪資代表必須減少支付給股東的報酬，這意味著（如果方式是減少股利的話）稅收會減少。這是皮凱提、賽斯和史黛芬妮 ‧ 絲坦契娃（Stefanie Stantcheva）找到的磋商效應（bargaining effect）實例， 他們證明，如果把薪資磋商談判納入考量，能達到最大稅收的最高稅率要 高很多，具體來說是 83%，而不是我們一開始講到的 56.6%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