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文專文:電影和人生,都以餘味定輸贏

2015-07-09 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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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孝賢以《刺客聶隱娘》拿下坎城最佳導演。

侯孝賢以《刺客聶隱娘》拿下坎城最佳導演。

剪接機上見

《聶隱娘》用了一年半光陰來剪,比拍片需時還長。

不說時間說光陰,因為時間是有死線的,此片卻不大理會交片的死線壓力,做手工藝般剪剪停停還補拍,一度迷茫到似乎永無完成之日。

期間,謝海盟的書《行雲紀──刺客聶隱娘拍攝側錄》早早已寫畢。我一直對這部電影極度悲觀,即使坎城首映後一面倒的佳評也得了獎,仍不改我的悲觀。這時候,便把海盟書拿來翻看解憂,這本我稱之為「留下活口」的証詞之書,以此打氣,以此立志。

編劇之一的謝海盟與侯孝賢。(翻攝自印刻文學)
編劇之一的謝海盟與侯孝賢。(翻攝自印刻文學)

編劇服膺於語言法則,「我身處於文字的這方」。

而導演,他身處於影像的那方。

那麼,在我們文字方來看,那漫長又無賴(光陰無賴是窮秋)的拍攝現場,那折扣再折扣的拍攝過程,影像方的侯孝賢,他怎麼看?啊,他迫不急待的要奔赴現場。經驗告訴他,現場一定不辜負他,凡呼必有應。未知的現場靜候著他,會帶他到他要去的地方。

這樣的現場,顯然,不再只是一個執行劇本的所在。換角度言,劇本並非施工藍圖照表操課,「一個蘿蔔一個坑,怎麼可能,我哪受得了。」侯孝賢說。所以劇本之於現場比較像,投石問路。像釣者垂釣,肯定是釣魚囉,但魚從哪裡冒出?魚長什麼樣子?最神采的時候永遠是,你發現的東西,未必是你所期待的東西。

侯孝賢常拿布列松(Robert Bresson)的話來說,說多了連我也以為是他說的,因為那正是他拍片的寫照:

電影在腦中想的時候是活的(我們的劇本討論階段),

卻死於劇本的紙上作業(我將之整理成白紙黑字,工作情形像一名祕書,而非編劇。所謂劇本,是寫給劇組據此以執行攝務,侯孝賢一向並不看。同理,若像電影工業大國那樣,劇本排長龍的等著他讀他選他拍,那是從來也沒發生過的事,他只會拍他獨自的腦中物),

然後在拍攝當下復活了(布列松甚至極端的表白,影片成績,在「即興創作」時突升,「執行創作」時,跌降),

然後死於底片,而在剪接裡再次復活。

是的剪接。侯孝賢經常掛嘴邊已成口頭禪的是:「看看有什麼,剪什麼。」或是:「這些都難說,要剪了才算。」或根本像決勝前夕撂下話:「剪接機上見。」或這次海盟的側錄說:「有類事情,你要進了剪接室才知道。」

因為剪接在他,既不按照劇本,亦非依循分鏡,如今我很明白,他貨真價實是「剪接機上剪接」。剪接的判準,他唯聽命於自己的眼睛,凡不好的,悉數剪掉,只留下他眼睛審核通過的。這些不要的東西,無論它負荷了什麼重要的訊息,擔當著關鍵的環扣,他眼睛看著不好,之心狠手辣的,剪光光。正是,在這剪接的時刻,導演跟編劇分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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