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紫宸觀點：「脫中入北」不是萬靈丹，台灣需要的是戰略清醒

當「脫中入北」成為台灣政壇的熱門口號，當經濟政策不斷被包裝為價值選擇與意識形態表態，真正值得警惕的，恐怕不是台灣對中國的依賴未減，而是我們正在將國家未來的經濟布局，押注在一條政治掛帥、戰略單一的險路之上。

表面上，「脫中入北」看似呼應國際趨勢，象徵與民主盟邦站在一起，實則背後隱藏的是過度簡化的世界觀，以及對產業現實與國際政治變局的嚴重誤判。在沒有配套、沒有緩衝、沒有區隔風險的情況下，把原本複雜多元的對外經貿體系，生硬地套上政治路線圖，不只難以落實，更可能造成台灣自身經濟系統的內部崩解。

首先，對中國經濟的依賴不是憑一句「脫中」就能切斷的。2024年，台灣對中國與香港的出口占總體比重仍近三成，傳統產業如機械、工具機、食品加工、紡織、自行車等，更深度依賴中國的製造基地與內需市場。許多中小企業在中國投資數十年，通路、人脈、供應鏈密不可分。將這些現實斷裂式地抽離，不啻於切斷企業命脈，甚至可能引爆中小企業倒閉潮、製造業出走與失業擴散效應。

但問題更深的是，「脫中入北」的另一端——「入北」，真有那麼可靠嗎？美國作為台灣最倚重的戰略伙伴，近年的貿易政策與產業策略，卻展現出令人不安的傾向。從川普的關稅戰、投資審查，到拜登的《晶片法案》、《通膨削減法案》，美國不斷強調本土優先與產業自主，要求供應鏈在地化、要求關鍵技術落地，台灣企業不僅要輸出技術，還得自費建廠、承擔風險。這根本不是對等合作，而更像是變相轉移與主導權剝奪。

若我們不願正視這種「強國合作的不對稱性」，只是一味將經濟戰略全數壓在「與美同盟」的單邊路徑上，那麼一旦美方政策轉向或國際局勢改變，台灣將無處可退。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大國利益從來不穩定，凡事只講價值、不談利益的合作模式，終將付出代價。

更嚴峻的是，這樣的單一路徑，掩蓋了政策應有的複雜度與產業應有的多元選擇。經濟不是宣示場，也不是政治立場的延伸。企業做投資，不是看哪個陣營「友善」，而是看市場規模、法規穩定性、供應鏈完整與回本週期。政府若無視這些現實，以政治口號推動結構性重組，實際上是在破壞企業的經營環境，扼殺產業的生存彈性。

政治政策可以在選舉之間改變，可以隨民意波動而調整，但經濟與產業政策則不然。企業投資講求回報週期，動輒10-20年，廠房設立、技術導入、人力訓練、上下游協調，都是高風險與高沉沒成本的長期工程。政府若在三年內喊一次「脫中」，五年內又改口「全球布局」，企業根本無所適從，最終不是轉向他國，就是乾脆選擇不投資。

更不可忽視的是，「脫中入北」政策日益被政治化，反對者被貼上「親中」、「不安全」的標籤，產業界對政策方向產生疑懼，公共討論失去理性空間。這種以意識形態主導的經濟政策，往往最終導致國家失去調整彈性，決策層無法接受反向證據，產業只能集體沉默、個別自保。當政策變成道德審判的工具，經濟就不再是發展的引擎，而是分裂的戰場。

因此，我們應該大聲提出另一條路：多元平衡戰略。這不是否定脫中，也不拒絕與民主盟友合作，而是主張風險分散、彈性調度與主動選擇。這條路允許企業根據產品性質、市場需求與營運成本，自主選擇最佳配置；允許台灣與多邊市場建立互動，包括東協、中東、印度、拉美、歐盟與區域經貿機構；也允許政府從價值輸出者回歸為制度建構者，協助企業強化品牌、認證、ESG、數位轉型與全球佈局能力。

台灣處於地緣板塊交界，無法奢望成為絕對安全的避風港，但我們可以選擇成為靈活調度的樞紐。我們不需要對任何市場完全敞開，也不能對任何方向過度依附。我們需要的不是戰略表忠，而是戰略清醒。

讓經濟政策回歸專業與理性，讓產業空間保留選擇與調整的餘地，是此時此刻國家最重要的課題。如果我們不能及早修正當前過度政治化的經濟路徑，終有一天，當口號喊完、陣營移動、資金流失、產業出走時，才發現自己已無退路，為時已晚。 （相關報導： 夏珍專欄：天不佑台灣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資深經濟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