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王小帥談新片《沃土》遭北京封殺：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來說，記憶是非常重要的

自從垂死的爺爺告訴十歲的沃土，自己死後的鬼魂能給他搞到一把水槍，沃土便天天盼望著和爺爺在夢裡相會。改編自短篇小說《爺爺的鬼把戲》，王小帥與荷蘭方面合作的新片《沃土》用一種現實中穿插著夢境的特殊敘事手法，帶領觀眾在漫天黃土的甘肅大山之中，探尋自1950年代起那段跨越四十餘載，但已被今天的中國人逐漸遺忘的，中國鄉村的變遷史。

在柏林電影節《沃土》公映後的一次問答環節上，導演王小帥反覆強調，在德國的家長們帶著孩子來電影節觀影的場面，令他尤為感動：「我也真正理解到了Generation（柏林電影節新生代單元）的安排。在德國生活的小朋友們很幸福，不光能夠看到動畫片，也能看到這樣的（同聲翻譯補充：真正嚴肅的）電影。」

然而就是這樣一部以兒童故事為主線的電影，卻未被中國廣電總局給予象徵准許發行的「龍標」。2月17日，當影片的全球首映還在進行時，社交媒體上驚現傳言：「北京當局要求王小帥立即撤片」。

一位華人觀眾在第二天公開關切地問王小帥，新片未過審就送至柏林，是否將在中國遭到封殺？並導致新片無緣中國觀眾？導演幽默的回答贏得了台下一片掌聲：「這個就像戀愛一樣：相愛，如果一個人拼命想愛對方，對方就是不愛你，這是沒有用的；所以不可能讓全世界都愛你，所以有你們這些觀眾坐在這裡，就是我的幸福。」

以下是德國之聲在柏林電影節期間對王小帥進行的專訪。

王小帥：當時在拍《地久天長》（2019年柏林電影節主競賽影片，男女主角均獲銀熊獎）的時候，就有過一個打算，既然以這種體量的拍下去的話，希望能夠涵蓋更多一點關於中國的現實和歷史。《地久天長》是關於工人階級的一個主人公的命運，那麼中國是個農業大國，這其中肯定是脫不開農民和土地的變化。這麼大量的農民和土地的變遷和命運仍是在那的，雖然歷史過去了，雖然提到的人少，大家都不關注這個事情，但它仍是實實在在存在過，並影響現在的。所有現在的結果和現狀一定都是跟著一路走來的這些變化相關聯的。 （相關報導： 華爾街日報》美國理應援助烏克蘭的另類理由：這對經濟有利？ ｜ 更多文章 ）

王小帥：對，是很早很早了，但我拍大概很晚了，實際開拍是2021年。雖然之前就想拍，但因為疫情等原因，沒有準備充分。中國的城市化從改革開放以後，九十年代到兩千年開始就越來越快，越來越多了。像2009年、2010年左右那個區間段裡面，就開始了新農村建設。新農村建設等於說希望把農民移出大山，到城鎮去住，或在居住條件不好的地方，重新去建立一個農村。在這期間，變化很大，矛盾也很大，大量的農村空掉了。我去看景的時候，走過很多地方。那些地方幾百戶村莊，只有最後七八十戶，十幾個老人帶著孩子。這些現象都讓我感覺到觸動，非常觸動，然後也有所反思。如果這樣的一種現象延續下去的話那土地怎麼辦？

王小帥：恰恰就是因為它太複雜了，它的這個時間感和空間感太大了，如果你正經的去拿一個故事講某一個時間段的事，那我估計拍多少個電影都不夠啊！我們的經歷、能力以及一部電影所承載的還是有限嘛，那麼我要找一個方法，一直也是困惑於這個方法。《地久天長》雖然是跨度三十年、四十年，但是因為他們的命運，我打破了時間線，這樣就可以集中起來切入他們家命運的幾個節點來表現，呃，但是這個（電影《沃土》要表達的）就太龐大了。

像現在《沃土》的這個故事，就融入了一個夢的啟示。我們對我們的人生經驗裡的夢是無規律的，你今天做了個美夢，你中間醒了，你回去想延續這個夢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它都是潛意識切進來的。那因此呢，這就是一個對我來說，可能來表現這個題材的好的方法。我就可以自由地進出於任何一個歷史節點，那麼它（影片）的不連貫性也是因為它作為夢的特點，孩子的特點。就像其實我沒有經歷過那個時候，我們的六十年代是我並沒有經過的時候，所以假如說我去講那個時候的話，我也只能去找幾個節點；如果有長輩來跟我說的話，其實他們也是說幾個節點，這都是相同的。這是我找沃土做夢的這個方法來穿越的，一個根本的點。

王小帥：對的對的。因為面對這麼一個消失的歷史… 我們國家經常會有不同版本的歷史，就是說你到底是要怎麼樣擷取這麼一個真相，那只能是朦朦朧朧的一點吧，你沒有辦法真正回到現場的啊。所以我的這個孩子的視角其實就是說，我們看電影，我們常說電影就是夢，好，那我拍了一個夢，然後呢，我進到小孩的夢裡，小孩再跟著進到他的夢裡，或者爺爺的夢裡，這樣一層套一層的夢，我們就可以天馬行空，就等於說我就可以自由了，我給自己找到一個自由的創作辦法。

王小帥：因為我從《地久天長》到包括這部片子，都有一個歷史的時間的流動。比如說《地久天長》它並不是發生在某一年的一個事件，然後就結束在那一年和那個事件上，它一直是延續了幾十年人物的命運的起伏，命運的無常，這樣的走下來。這是我有一點野心想要的這種時間段和空間段。那包括剛才我說的，正因為它不是一個事件，它可能不是一個比如說，沃土爺爺年輕時怎麼去想要表現（在大隊裡），表現的好，去對他的祖爺爺做一些事情，它不是這一件事兒。因為我這個電影還有現在和現實時空，大城市就在邊上，隔了一個山和河，現實中也存在，它的時間軸很長，我沒有辦法說我去選擇一個故事，這是第一點。 （相關報導： 華爾街日報》美國理應援助烏克蘭的另類理由：這對經濟有利？ ｜ 更多文章 ）

第二點，一般導演，我覺得特別是偏作者型導演吧，我也不能說自己是完全作者型導演，就是說，偏作者型導演他的個人體驗是很重要的。他經歷過，他面對過，他自己的心和那個（事件）是觸碰過的，這樣他做出來的話會有令觀眾帶入的真實感，他有個人體驗感，那麼才做這樣的電影。因為我們並不是那個時代的人，那麼比如說如果現在有更年長的，有七十歲或者更年長的人，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他有精力再去拍，他進入那個時空，去重新塑造他經歷的一切，那我們看了就會隨著他的經歷去感受，被觸動。但是我沒有的話，我就沒有辦法直面這個（單一的事件），所以現在這個孩子的東西，恰好讓我把這個時間點可以截出來，從那個時候一直延到孩子醒來的，這個當下這個社會。就像我說的，這都是分不開的，老宅子，這些土地，你除非沒有了… 但就算沒有了，它也曾經在過，所以它的（多個事件）這個連貫性，這是我不得不採取的一種方法。

王小帥：現在世界的變化，當然我們正在經歷和眼看著，那它（民族主義）怎麼起因，那個背景很複雜，對吧，那我們就不做討論。但是因為我們中國人，那麼中國出現的情況，按道理是蠻好理解的，就是說中國主要是國家化，然後個人是慢慢退出的。作為一個村官，他也是官，那麼他就有一種領導和代理的這種，好像天然的一種熱情或者職能吧；但在中國這個代理呢，又是委派的，是吧？他要更相信這個國家的管理是對的，那麼因此，他當然要在每一個階段，當碰到每個階段的政策時，他都要宣揚這個政策為什麼是好的，這是中國的一個特點。

所以呢，這裡面的產生了一種就像你說的，感覺是那種小分裂吧，它就是因為這個大環境造成的。在這樣的政策裡面，他（村官）真正的相信這一切是好的，但可惜我們是政策化的國家，等到如果政策變化了，它一變…比如說《沃土》這個電影拍到現在，現在又開始要種田了。不知道你在德國時間長了，有沒有看到這種；很多新聞說現在又要把樹砍掉了，要種田了。這個特點我認為其實是我們都需要反思的，不能這樣左右來回的變。

王小帥：我覺得其實最最根本的是他的境況：他沒有辦法，他沒有愛的對象。愛其實是，我覺得它得有對象，它如果很空洞的話，就像說變成一個口號式的，它不具體。比如說你看他眷戀自己的這個老宅哈，或者眷戀自己的土地，如果這個東西是他的，他的祖祖輩輩流傳下來的，而且一直很安全，那就會一點點積聚呀，他的愛就很具體。如果做好了這個，他不用喊，他肯定是愛國家的，因為他的土地和他的祖祖輩輩就在這裡。比如說我們現在中國的房地產，如果這個房產它是有安全性的，不被來來回回的變化影響的話，他（人們）會很好的修繕自己的房子，他過幾年就會添磚加瓦，那現在如果不是的話，就像過去大家都在集體的宿舍裡住著的話，那麼你怎麼去具體愛一個東西啊？ （相關報導： 華爾街日報》美國理應援助烏克蘭的另類理由：這對經濟有利？ ｜ 更多文章 ）

王小帥：我覺得一般的情況下，這個拍自我、激勵、成長，是普遍的現象。就是說一開始做電影的，因為他跟自身有關係，他都會往這方面發展，這沒有問題。但是當然這是一種，那麼還有一種，是彌補。就是說，在中國的這個不管是電影，還是其他各個方面，我們的傳統在消失，或者是記憶在消失，就是說一代一代不往下傳承了，而且中國有的時候就喜歡一發展就把全部（以前的）都清除，都趕走，好像記憶是不好的。

實際上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來說，記憶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所以我拍這個，不是說我非得要去懷舊或者什麼，而是我覺得我看到這個現象，看到中國目前好多好多現象，都是因為這個過去和傳統這些東西被遺忘了。我們需要總結，我們走到今天，是哪裡來的，哪裡好，哪裡發生了錯誤，我們需要糾正，以後未來不走冤枉路等等，這些都是需要彌補。所以我覺得我做幾個這樣的電影，比如我做「三線三部曲「的系列，也是一樣的，如果我不做，我不說，這個將會在記憶中就清除了，就沒了，但它存在過，他影響了世世代代，好幾千萬人的生命、命運、家庭等，所以我做這個事是我必須要去做的，這些方面倒不是說有什麼，而是一種好像內心不得不推動我去做的事情。

「我始終覺得審查別人的思想是最困難的，而且自己的思想，別人也沒法審查，電影本身就是一個自己自由的思想的流露」，王小帥在第二次《沃土》放映後回應一位華人觀眾提出的，關於中國電影審查問題時如是說。

在德國之聲的專訪最後，導演表示期待拓寬中國孩子們的電影視野。他感嘆道：「哎喲，我真的希望，他們能夠像這邊的小朋友們一樣，家長如此開放，或者說這邊選擇片子是如此大膽，然後讓小朋友去接觸，我覺得這個對一代一代人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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