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已經將中國領回「政治上的延安」，在文學藝術上，中共本來就有一個「延安」，還出了不少好作家好詩人，但是從江胡到習近平，能出產的好文字只剩下順口溜了，所以中國文學也應當「流亡」到海外來了，是不是如此？便是我要討論的話題。
我讀張愛玲傳記，印象最深的一個細節，是一九五五年底她甫抵紐約，一日胡適到她寄住的救世軍女子宿舍來探訪，張愛玲後來寫成《憶胡適之》一文，內中寫道：
「我送到大門外，在臺階上站著說話。天冷，風大，隔著條街從赫貞江上吹來。適之先生望著街口露出的一角空蒙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霧，不知道怎麼笑眯眯的老是望著，看怔住了。......我也跟著向河上望過去微笑著，可是仿佛有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適之先生。」
我的驚訝，不止在寫盡十里洋場脂粉氣的這位「海派祖師奶奶」，筆下竟也有「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這樣大氣的文字，還在於當年她是以難民身份從香港申請來美國的，也就是說，一直被視為抗戰十年躲在上海孤島摹寫癡男怨女、淒涼喧囂的張愛玲，後來是一個躲避共產制度的政治難民，只是張傳的作者們，彷佛有默契地不去聲張這一點，好像它有損於張愛玲隆重的身後盛名。其實張愛玲的小說，和她的淪陷區經歷，以四九後中共的邏輯來看，無疑是有政治嫌疑的。
一、「逃離沉船」與恐懼的異化
實際上，上個世紀後半葉以來，從中共統治下逃逸到西方國家尋求政治庇護的人數，歷來居世界第一。早在文革前後，就有上百萬人冒死偷渡，到香港尋求英國人的庇護，是標準的政治難民，這些人後來成為香港社會的中堅，也不少人偷渡時就被邊防軍警射殺。音樂家馬思聰的出逃，並在美國尋得庇護，也在這其間。一九五九年西藏事件爆發，達賴喇嘛率信徒逃至印度尋得庇護，則是舉世震驚的大事件。
一九八九年「六四」逃亡大潮之後，美國移民局公佈的統計資料顯示，自一九九六至二○○二年的政治庇護案件，無論申請人數還是批准人數，中國都名列第一，而且從一九九九年起呈現顯著上升趨勢，其原因是眾所周知的，即江澤民政權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這期間也有少量異議分子、西藏人士、基督教家庭教會成員等走上庇護道路。
不過，中國人在美國申請庇護的政治原因明顯擴大，如計劃生育政策、因強迫拆遷、圈地而逼向海外的申請者，不少人也獲得了批准，甚至攜款外逃的中共各層貪官，也以回國將被「迫害」（清查）而申請政治庇護。經由偷渡管道來海外的打工者，偽造被迫害材料申請政治庇護，一時成風。 （相關報導： 何傑明專文：儘管要為歷史悲劇負責，左遷台灣的蔣介石還是值得崇敬 ｜ 更多文章 ）
記得八九六四之前我寫《河殤》時，曾經受到社會上一種恐懼心理氛圍的刺激，我稱之為「逃離沉船」的集體潛意識——躁動的一九八八年是個「龍年」，人們搶購商店裏的四種罐頭：蘋果、鵪鶉蛋、桃、梨（「平安逃離」），那大概就是中國逃亡潮和避難潮之濫觴，由後來的六四屠殺和法輪功迫害兩大事件而演化成真，也對國際社會殃及魚池，產生諸多中西理念衝突，涉及文化、社會、政治各領域，政治庇護也是其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