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傑明專文：儘管要為歷史悲劇負責，左遷台灣的蔣介石還是值得崇敬

正當毛澤東於十二月中旬抵達莫斯科、開始其首次國際外交活動時，他的一生勁敵蔣介石也在這動盪的一年中來到了最終目的地。一九四九年對毛、蔣二人而言都是驚心動魄的一年，然而兩人際遇的相似之處就到此為止了。儘管毛澤東對於與史大林會面、建立「新中國」亟需的中蘇同盟，感到憂慮不安，但他是中國内戰的勝利者，這一點殆無疑義。另一方面，蔣介石被迫將他的政府由大陸遷到臺北，而他的一生事業顯然已全被摧毀。

然而儘管意義重大，爭奪中國大片江山的鬥爭，其成王敗寇、勝利和失敗之間的分野，卻不是那麼絕對。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國民黨在大陸上的「終局之戰」，以及世界各地被迫因應調整所致；被迫去調整的，不僅是為了一九四九年之後的「新中國」，更是為了這個出現雙重認同的國家，這兩種認同背後的勢力彼此敵對，並激烈競逐爭取中國人民及世界各地華僑的忠誠。這場「終局之戰」在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以人民解放軍大舉朝向國民黨臨時首都廣州推進，正式拉開序幕。

「我們的處境相當危險」  

九月中旬時，美國駐廣州總領事向國務院回報，顯然李宗仁對甘介侯在華盛頓遊說美政府協助保衛華南已不抱希望，因此他請求駐廣州總領事，向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司令白吉爾（Oscar Badger）中將轉達以下的訊息：

廣州的中國政府目前情勢極為險峻。下星期或十日之内，湖南將爆發一場決戰，決定廣州之命運。白崇禧將軍即將迎戰林彪與劉伯承兩支大軍的合力攻擊。而從委員長（即蔣介石）最近的行動可看出，廣州不能指望臺灣的空軍支援，而臺灣對廣州政府的資金挹注，也將在近期完全停止。臺灣未來亦不可能在財政上支援廣州。若無資金，吾人的政府即告崩潰。倘若美國有意提供任何軍事、財政或道義上的支持，無論數量多寡，請即刻行動。我們的處境相當危險。

美國海軍助理武官奉命晉見李代總統和白長官，他歸來後報告：兩位廣西領導人的精神鬥志，遠比上述那則訊息裡的模樣要昂揚許多。「即使李和白都是開了整日整夜的會，李看上去還是和之前一樣，氣色頗佳，思緒機敏、態度和藹，」他報告道：「白就顯得很疲憊，但還是計慮周全，經常是一本正經的神情。」他們「顯然認為財政和軍事上的立即援助，無論其數量多寡，將是使現任政府得以繼續對抗共產主義勢力、並且免於受到委員長掣肘的唯一希望。」

達成上這兩項目標的時機正快速消逝。且不說美方此時無意提供援助，就算美國真的施以援手，局面也不會有太大不同：國務院官員埋怨李宗仁在幾天前對美方透露的作戰計畫「顯然是臨時拼湊而成」，而且「更加反映出始終在國民黨內部普遍抱持的不切實際想法。」 （相關報導： 最偉大的哲學家，就像用後腿走路的狗：《超智慧》選摘（4） ｜ 更多文章 ）

更重要的是，共黨前進的勢頭現在看起來已無法阻擋。解放軍不但已經攻入大西北，現在前鋒更已抵達廣州北面一百五十英里處；許多焦慮不安的國民黨官員與一般民眾紛紛搭乘飛機、船舶、火車、汽車、公車或步行，逃往南邊香港和其他地方。仍在國民黨控制下的地區，將領和其部隊、省主席及政客、民間社會頭臉人物和眾多平民百姓以各式各樣的辦法作好準備，等待著政權的崩潰以及共軍的來臨。

然而國民黨政府的作戰，是否能完全擺脫內部政治與軍事派系影響，目前還在未定之天。蔣的政府雖然已是奄奄一息，但畢竟還沒有覆滅。它存在的時間越長，就越能對毛澤東建立的新國家合法性構成挑戰。

正是出於這樣的原因，在原有的秩序於一九四九年的最後幾週內土崩瓦解之際，讓政權存活下來是蔣介石的首要之務。蔣氏的目標是成為國民黨各股殘存勢力當中的「唯一存活者」，並且也是任何國外援助的唯一接受者。因為儘管外界往往持相反看法，但蔣堅信自己肩負著救國救民的重責大任。即將離任的中國海關外籍總稅務司李度，在十月下旬於臺北蔣氏行邸晋見辭行時，驚訝地發現蔣看來「氣定神閒，平靜如恆，完全沒有任何緊張不安的跡象。」李度在日記裡寫道：「顯然，他具有強大的力量，或許這是精神上的—或是完全缺乏感知能力。……即便他必須要對當前中國正在經歷的悲劇負責，我還是忍不住對他表示崇敬。」

究竟哪裡才是國民黨最後抵抗的根據地？至今還未明朗。除了眾所周知的臺灣（蔣在一九四九年這一年裡，盡可能地將大量資源轉移到這裡來），另外還有幾個選擇。不過根據旅美臺灣學者林孝庭的研究，與其說蔣介石將臺灣當成無可避免的最後根據地，還不如說他其實將臺灣視為有備無患的「保險」退路。他的個人權威並不如看上去那樣鞏固。而在許多臺灣人及若干外國政府官員的心目中（雖然大部分中國人並不這麼看），仍然對臺灣的確切法律地位存有疑慮，這樣的疑慮一直到與日本簽訂和約時才暫告消除。基於上述原因以及另外更多考量，除非情勢已別無選擇，否則蔣介石不願將他的政府完全從大陸撤出。 （相關報導： 最偉大的哲學家，就像用後腿走路的狗：《超智慧》選摘（4） ｜ 更多文章 ）

＊作者何傑明（Graham Hutchings）是牛津大學中國中心研究員和英國諾丁漢大學（University of Nottingham）的名譽教授。他在一九八七至一九九八年間擔任牛津分析國際顧問公司（Oxford Analytica）的負責人和《每日電訊報》（Daily Telegraph）的中國特派記者、特約撰稿人，是中國歷史專家，也是《現代中國：崛起的夥伴大國》（Modern China: A Companion to a Rising Power）的作者。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一九四九：中國革命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