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受難者子女相信自己是匪諜後代?專家揭露「威權意識形態再生產」帶來的創傷

2018-08-23 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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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轉會委員彭仁郁指出,研究發現,教育現場往往是政治受難者子女受到二度創傷的最主要場域。(資料照,顏麟宇攝)

促轉會委員彭仁郁指出,研究發現,教育現場往往是政治受難者子女受到二度創傷的最主要場域。(資料照,顏麟宇攝)

解嚴迄今已有31年光景,白色恐怖的歲月看似遙遠,但當時產生的威權意識,其實仍未徹底消除,甚至仍可能在校園內、課堂上對受害者後代造成二度傷害?對此,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委員彭仁郁說明,對許多受難者子女來說,他們的長輩受到國家暴力的壓迫,當時更被指認成暴民、江洋大盜,在沒有外在的真實參考框架可以參考時,很難擺脫國家與教育體系這樣的指控,甚至會相信是真的,以為自己就是暴民、匪諜的後代,並因此覺得抬不起頭來、被同儕排擠等。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課審大會13日決議,在社會科部分,要求研修小組在不增加教學總節數前提下,檢視與歷史正義、轉型正義有關條目是否完整、妥適,並進行調整與補充說明。對此,促轉會除表示肯定外,也表示另一關注焦點是教學現場對「威權意識形態再生產」的無意識運作,往往會對政治受難者子女帶來二度創傷,甚至可能引發精神症狀。

然而看似艱澀的「威權意識形態再生產」,實際上到底是什麼樣情況?對此,具備心理學背景,關注政治暴力受害者心靈撫慰的促轉會委員彭仁郁指出,比方說4、5、6年級生從小被教導國家是中華民國,地圖就像是一片秋海棠,國家透過教育從小重複這樣的自我認識,以至於很多人在講到台灣時,有點難說出這是一個國家,「好像不講中華民國就會覺得怪怪的,這就是威權意識形態再生產的一個部分,它會形成自動化的自我審查過程,也就是一種無意識運作。」

彭仁郁接著再舉例,比方過去一直教小朋友要犧牲小我、完成大我這一類的格言,或是像兒歌《哥哥爸爸真偉大》,這些都會在潛意識留下痕跡,控制人們怎麼思考、行為,和定義自己。

忠貞新村是位於台灣桃園市平鎮區與中壢區交界一帶的眷村,最初興建於1954年,為國民政府遷台後興建的第一座眷村。居住在忠貞新村的官兵多屬滇緬遊擊隊。(郭佩凌攝)
促轉會委員彭仁郁指出,過去一直教小朋友要犧牲小我、完成大我這一類的格言,都會在潛意識留下痕跡,控制人們怎麼思考、行為,和定義自己。圖為桃園忠貞新村的國旗屋。(資料照,郭佩凌攝)

文化創傷:學會歧視自己的文化 日後卻沒有能力找回來

而從文化創傷的角度來說,彭仁郁以自身經驗舉例,她是客家人,小學以前都跟外婆講客家話,但上小學後,爸媽擔心在學校會被罰,開始只跟她講中文,她也因曾被老師指正中文發音,很努力消去自己的客家口音,後來甚至會以被人說講話字正腔圓、像外省人而開心,覺得自己是有文化的人,「這就是你學會歧視你自己的原生處、歧視自己的語言、歧視自己的文化,當你長大要回去尋根時,卻已經沒有能力找回來了,這就是文化創傷。」

彭仁郁指出,這就是一種文化歧視的內化,就像現在很多人會覺得,如果要成為當代的勝利組,就是要會說英文,更早一點的年代就是要會說字正腔圓的中文,所以你就會自然認為說,外表長得怎樣的人、或操怎樣口音的人,比較有資格站在權力的位置,不會的人就比較沒資格參與集體的政治生活,就只能等著被統治,這就是「威權意識形態再生產」的運作,即是養成哪一種人才有統治正當性的直覺反應。

「在黨國教育下成長 改變信仰等於否定部分自我」

彭仁郁接著說明,像是5、6年級這一代人以前聽到所謂黨外人士,都會覺得是暴民,像從小在電視上聽到黃信介就是跟江洋大盜連結在一起,這個印象很難抹除,對在黨國教育下成長的人,很大的一個困難是,要去改變自己過去所信仰、認同的東西,等於要把自我認同的很大部分割除,這代人很難反省跟轉化的困難就在這裡,這等於是要否定一部分的自我。

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為黨外人士,包括施明德、林義雄、黃信介、許信良、呂秀蓮、陳菊、張俊宏、姚嘉文爭取民主和自由,卻涉嫌叛亂罪遭起訴,最後由李登輝總統就職後特赦。(取自維基百科).jpg
促轉會委員彭仁郁指出,在黨國教育下成長的人,像是5、6年級這一代人以前聽到所謂黨外人士,都會覺得是暴民,這個印象很難抹除。圖為美麗島大審。(取自維基百科)

彭仁郁並指出,她在研究訪談中發現,教育現場往往是政治受難者子女最主要受到二度創傷的場域,對許多受難者子女來說,他們的長輩受到國家暴力的壓迫,當時又被整個國家、社會指認成暴民、江洋大盜,當他們沒有外在的真實參考框架去觀看他們的長輩時,就很難擺脫國家與教育體系這樣的指控,甚至會相信指控是真的,以為自己就是暴民、匪諜的小孩,他們所承受的創傷,不只是第一時間家人的失蹤、遭到迫害,也包括這樣的指控,並因此覺得抬不起頭來、被同儕排擠等等。

對此她也指出,相信教師們不是刻意要去傷害二二八、白色恐怖受害者的後代,而是他們深信國家體制教導他們的意識形態,以為自己站在對的這一邊。

「二二八與白色恐怖不能簡化成族群迫害」

彭仁郁並補充,二二八跟白色恐怖其實不能簡化成族群迫害,直接區分哪個族群是加害者或受害者,像是二二八也牽涉到冷戰的背景,有外交、軍事的面向,而白色恐怖不只是國民黨政府對所謂本省人的壓迫,它對自由派外省知識份子的壓迫、甚至黨內內鬥的案例也不少。

如同受害者面貌複雜,加害者的面貌也很複雜。彭仁郁談到,加害者不會只是單一的個人,而是一整個體系,其中每個環節的人員都接獲來自上頭的命令,執行任務的人有些可能當下便感覺有問題,可是監視的人同時也被別人監視,知道自己要脫離這個體制可能會遇到的下場,很多人可能當下是不安的,但會用「依法行政」、「執行勤務」、「服從命令」來催眠自己,來說服自己的行動是正當的。

彭仁郁也提到,就她所知,很多調查局情治人員到死前才會把不安告訴家人,或許很多人是希望把事情說出來的,「但我們的社會要怎麼超脫善惡二元的對立,可以多元地談這件事情?我們應該怎麼接納這樣的見證敘事?怎麼開放一個空間,讓過去加害體制的協作者可以談這些事?」

「當可以理性對話時 就是集體創傷平復的時候」

基於如此的前提,彭仁郁認為,把白色恐怖簡化成二元對立的版本,本身就是黨國意識形態鼓勵下的結果,讓人們找到容易發洩仇恨情緒的對象,並有助於讓國家避開責任,另一方面從心理創傷角度來說,簡化敘事也讓受傷或受壓迫者,產生能保護自己的錯覺:如果今天不是說因族群或政治立場被抓,而是無論什麼身份,都會很容易被抓、被牽連,這會讓人無止境地處在害怕焦慮的狀態,把事情想得越簡單,就會越容易覺得保護自己是可能的。

「當我們無法進行複雜思考時,其實就是還處在創傷中的跡象。」彭仁郁指出,這是台灣社會可以用來檢視自我的一種角度,當公民社會可以平靜地進行理性對話時,也許就是集體創傷真正平復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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