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議題的挑戰
對今日世界而言，因衝突或迫害而不得不離開家園的人口持續暴增，絕對是深具挑戰性的議題。但策略上的挑戰不僅僅關於人口規模，更關於本質。然而國際社會未能跟上新現實的腳步。
難民中，有半數的學齡兒童未能上學，絕大多數的難民處於貧困之中。世界上半數非安全性的墮胎行為，發生在戰爭或流離失所的情況下。在需求與支援間的落差，日益嚴重。
這件事本身就很重要。這些生命正因為虐待與忽視，而面臨毀滅。儘管人道救援需求是政治危機下的產物，但無法被滿足的人道需求也可能成為政治動盪的導火線。換言之，因果關係是雙向的，失敗的政治會導致人道援助的需求，而缺乏或無效率的人道救援行動也會誘發政治不安定。
歐洲過去幾年的政治情況，就是最佳見證。敘利亞難民危機一直未被視為歐洲議題，直到為時已晚。在美國，對移民改革的意見不一致和處理無證移民的問題，激起了群眾對難民與移民者的猛烈抨擊。
從過去的歷史中我們學到，提起難民議題，政治與政策是密不可分。例如，形塑鼓舞人心的進步並反映國家與國際間的情緒。領袖精神更是重要，舉例來說，美國總統羅斯福的遺孀愛蓮娜．羅斯福，在一九四八年通過的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一事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這份宣言也包括了受迫害者有「尋求並享有」庇護的權利。
「必須如此」的基本人性價值
在我兒時聽到的家族故事中，其中一個伴隨我，成為我人生的挑戰與啟發。因為那讓我反思在同樣的情況下我會如何做，因此被我視為挑戰；而故事中蘊藏的人性最美光輝，讓我深受啟發。
一九四二年，住在布魯塞爾的祖母，和女兒收到來自占領軍德軍的召集，要求她們登記，地點就在當時最大的火車站。我的祖母立刻察覺事情不太對勁，她理所當然害怕會被送到集中營。
於是，祖母收拾了行囊，帶著女兒（我的姑姑）逃往布魯塞爾南邊的一座她曾度假過的小鎮。抵達小鎮後，她懇求當地一位天主教農民莫瑞斯（Maurice）先生收留她們。在餘後的戰爭日子裡，莫瑞斯先生就這樣和家人冒著極高的生命安危，藏匿這些陌生人。一旦這件事被揭穿，他可能會當場被射殺——尤其是到戰爭尾聲時，他們村莊裡還另外藏了十七名猶太人。
青少年時期的我，拜託姑姑帶我去找莫瑞斯先生。我們談著家庭、回憶和希望。但有一件事，我非常想知道。我很怕自己的提問過於天真、甚至有些不禮貌，但我還是很想知道：為什麼他會這麼做？為什麼他願意拿自己的家庭來冒這個險？他的答案成為我這輩子的力量。「On doit（必須如此），」他說。必須如此。幫助有需要的人，是他與生俱來的本能，也是他人格中的一部分。
人們總是說，「慈善」應該始於家裡。我明白這句話的意思，但這不意味著慈善也該終於家裡。將不認識的人視作自己的手足，就像是為人類的責任心與親疏關係建立一套準則；而將陌生人視為「他者」，則像是走上另一條道路，並遠離人道。
人性價值的兩大基本支柱，就是同情心與利他主義。沒有這兩者，就沒有人性可言。同情他者只因對方為人，而不是因為對方的種族、宗教或政治，是建構文明社會的基石。
守護地球村的安全
我們之所以關心難民與流離失所者，不只是出於道德，也不用因為歷史，而是基於一個最清醒理智的策略判斷。
當前世界的緊密程度，超越過往。這也意味著一個區域的不穩定，將如漣漪般引起另一個區域的不穩定。那麼，面對會加劇不穩定性的突發性人道危機，想辦法解決引發難民潮和其後續問題的做法，絕對是最合理的策略。 （相關報導： 鄧鴻源觀點：印度與緬甸回教徒的悲歌 ｜ 更多文章 ）
＊作者大衛．米勒班是國際救援委員會（IRC）的總裁和執行長，負責監督該機構在四十多個受戰火波及的國家內所進行的人道救援行動，以及在美國二十六個城市裡分頭進行的難民安置與協助計劃。在二〇〇七年至二〇一〇年間，米勒班擔任英國第七十四任外交大臣，推動人權的進步，並作為英國代表出訪各國。作為難民之子，米勒班在IRC的工作之上，更添注了一份個人信念。他和妻子──小提琴家路易絲．沙克爾頓（Louise Shackelton）及兩個兒子一起住在紐約市。
